在超我的压力下，自我规划出具有侵犯倾向的意愿，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精神宣泄。如果自我内在不健康，盲目向外投射，“世界”也将变成一种冰冷的秩序体；如果自我对外寻找的是富有信任、温情甚至提供依偎和保护的亲密存在，而一旦不满足就被判定为富含威胁、危险的存在，那么,“世界”的无情、冷酷、效率、功能，无非是“自我”投射的某种结果。迫切需要某种外在世界满足自己的“自我”才是“世界”样态的投射者。“自我”的情感需要由此产生的情感态度才是外在“世界”存在性质的基础和关键。如果进一步严重化或者极端化，主体的焦虑就会从现实性向精神病态性转化，跃出正常范围而产生危害。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看来，西方文化源头中就隐藏着的尚属正常范围的“焦虑”,发展到近代特别是到了法西斯主义这里，就不折不扣地成了病症。在其中，主体自我针对外部世界所释放的宣泄，在客观化的大幕背后，“包含了一种主观目的的绝对专制，这种目的与事物相对立，并忽略了事物的本身，最终把暴力行为付诸了实践”①。法西斯主义就是它的一种极端化发展。反犹主义是启蒙的必然结果。恐惧、冷漠、疏离感正是当时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解读资本主义处境的现实背景。
张新樟在分析诺斯替主义时所说的这段话也许就能较好地反映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心境：“他的意识只是使他成为这个世界的外人，并且在每一个正确的思辨行为中述说这种严酷的陌生感。这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处境。”②这个“他”,在当时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眼里，是一个无名的、抽象的“他”,早在《奥德赛》与《伊利亚特》时代就以某种方式出现、登场了。奥德修斯已经具有了这个“他”的诸多特征。而后，特别是进入西方近代之后，这样的“他”突然增多，并批量出现。当然，最露骨、最极端、最疯狂的“他”,就是法西斯主义者，特别是希特勒。在霍克海默、阿多诺对这种启蒙主体稍显夸张的解读中，深藏着对沦落为统治者的自我主体内在性的揭露，对本欲消除焦虑与恐惧反而招来另类焦虑与恐惧的洞见，对主体自我需要内在转型的呼唤。主体自我的奥秘是内在性，仅仅从外在、交往中探寻解决主体自我难题的药方，是不够的甚至肤浅的和无效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哈贝马斯对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批评，以及他由此提出的交往理性新方案，即使不是更为肤浅和简单的，也是不深刻和偏颇的。以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语言哲学取代主体性哲学，社会交往取代内在性，尽管不是错误但也充满单纯的幻想。
按照通常的观点，现代中国虽历经两次启蒙，但至今却仍未完成启蒙。中国启蒙的顺利完成需要充分吸收西方启蒙自我反思的众多成果。在西方启蒙多次的自我反思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一书无疑在最深刻、最激烈、最有代表性之列，尤其值得我们吸收借鉴。
启蒙历来意味着遵从理性，追求进步的思想文化运动。如果非要对启蒙进行一种情感阐释，启蒙的情感想必表现为洞察一切之后的冷静、平静，一种克服了焦虑与恐惧，理解了对象，而非对怪诞大惊小怪的淡定与从容。按照传统的理解，凭借自足的理性，启蒙不但与任何不良的情感无缘，更与崇拜神灵的宗教对立。情感、情绪、信仰都是启蒙力图遏制和约束，甚至革除和反对的东西。只有在自身中约束住、清除掉它们，启蒙才能确立其自身。可是，《启蒙辩证法》提醒我们，真实的境况并非如此。相反，启蒙恰恰开始于一种浓浓的情感——深层的焦虑和恐惧，“启蒙就是彻底而神秘的焦虑”①。启蒙理性就是解除焦虑与恐惧的手段，而且这种手段中必然蕴含着对客体对象的支配，对个性、特殊性的宰制。考虑到该书所说的“启蒙”并不仅仅是一般所谓反对占统治地位的神学观点的近代启蒙，而更是一种推崇理性精神、与神话学对立、自从古希腊以来就与神话斗争的哲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作为同谬误、信仰的斗争总是一种启蒙。②对西方启蒙的这种反思，不但涉及对启蒙的情感基础，对哲学与宗教的深层关系的进一步思考，更进一步涉及对西方文化以及西方哲学精神的反省。③由此，我们从《启蒙辩证法》关于启蒙源自一种神秘焦虑这一不同凡响的见解出发，予以探讨。笔者认为，启蒙与焦虑(及恐惧)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了《启蒙辩证法》的核心思想所在，也是该书的突出贡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