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区分了现实的焦虑与神经症的焦虑两种(蒂利希后来的说法是“存在性焦虑”与“神经性焦虑”,前者是哲学、神学探究的主题，后者是病理学探究的主题)。对前者，他曾举出儿童害怕陌生人的例子进行说明。儿童害怕陌生人并不是因为陌生人会对儿童不怀好意，而是由于儿童将自己的弱小跟陌生人的强大相对比，以为他们会危及自己的生存、安全和快乐。弗洛伊德认为不能把这种害怕解释为“儿童缺少信任和害怕支配世界的攻击本能”,而是因为他已习惯于熟悉和可爱的面孔——特别是母亲。正是由于他的失望和渴望转变成焦虑——实际上，他的力比多既没有使用，又不能久储不用，于是他的情绪就以焦虑的形式得到发泄。这个情景是儿童焦虑的原型，是出生时——与母亲分离时，原始焦虑的再现。力比多受到压抑，就会转变成焦虑。在弗洛伊德看来，“儿童与情境有关的首要恐怖是对黑暗和独居的恐怖……儿童的恐怖不仅是后来的焦虑性癔症所表现出的恐怖的原型，而且还是它的直接的先导”①。撇开焦虑与力比多的联系不论，显然，儿童因害怕陌生人引发的焦虑虽然属于正常的“现实的焦虑”,却也包含着“不现实的”因素：陌生人不可能都那么熟悉和可爱，如果因此而焦虑，或去努力找熟悉的“替代品”(至少不感到可怕，有起码的安全感),那显然包含着对日后影响深远的情感倾向，包含着与《启蒙辩证法》颇为一致的思考倾向，当然，也包含着引发神经症焦虑的潜在种子。我们感兴趣的是，在与陌生对象的关系中，对焦虑、恐惧对象的情感态度，关于对象的知识却不是关键。因为只要害怕还蕴藏在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背后，主体为了消解焦虑与恐惧而对对象采取的态度，就直接影响着关于对象的知识获取的角度、旨趣和类型。为了以控制、支配的形式消除主体设想的对象对自己的“危害”“敌对”,以获取安全感，就必须致力于发现对象身上那些有益于建立主体的统治、支配的“知识”,这种知识肯定是有助于完成支配的因素的，如必然性、稳定性、规则性等。所以，由于受焦虑、恐惧的左右，与支配、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知识才成了主体兴趣的关键和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焦虑意味着对外在世界的知识和权力，一种与特定的情感倾向(通常被掩盖起来了)联系在一起的知识与权力。这种蕴含着问题的情感倾向体现在，主体自我对外在世界不信任，视之为某种威胁，或者某种恐惧。而且，隐含着威胁的存在物不是具体的哪一种，也不是具体的哪一类，而是无名无状的、被抽象泛化的存在物。任何陌生存在物，都成了焦虑的对象。
这正如吉登斯所概括的：“焦虑实质上就是恐惧，它通过无意识所形成的情感紧张而丧失其对象，这种紧张表现的是‘内在的危险’而不是内化的威胁。我们应该把焦虑的本质理解为一种无意识组织起来的恐惧状态。”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