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焦虑、恐惧外物而力图归置、认知、把握、支配、改造外物，人们越来越依靠理性化的系统。这个兼具技术性能和社会制度功能的系统，为了追求自己的强大和有效，也在按照自身已经形成的固有逻辑不断扩展着自己。问题在于，这个自我扩展的逻辑与已经分化的主体的要求产生了差异。这个自我扩展的逻辑显然无法关照并满足所有个人。它能够有限关照和满足哪些人?是抽象的普遍人，还是特定的阶级人，抑或其他类型的特定人群里的人?对于那些追求个性实现的个体来说，甚至对于那些按部就班地追求自由的人来说，他们依靠和借助的这个“系统”太强大了。在系统发出的要求面前，人们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甚至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与能力，而往往只能按照系统的要求按部就班地去做。于是，为了消除对外在陌生他者的焦虑与恐惧而致力于归置、认知、把握、支配、改造外在，最后却引发了主体对理性化、物化、物象化系统的越来越严重的依赖，引发了不甘心被系统支配的个性化、人性化，以及对越来越威力无穷的“系统”的焦虑与恐惧：日趋合理化的“系统”本来是主体借以对付外在并消除焦虑与恐惧的中介、手段，现在却发展成了引发焦虑与恐惧的伽达默尔所说的“巨大的异在”(riesigenFremde)。焦虑、恐惧重新回来了。
由于无力对抗“巨大的异在”,就很容易由恐惧走向厌憎：在理性化的背景下，秩序的强大使得无奈的个体更加无爱，更加淡漠、冷漠甚至莫名其妙地憎恨。
监狱就是资产阶级劳动世界的终极形式；人们对自己可“欲”不可求的一切都充满了憎恨，这种憎恨把监狱形象塑造成了这个世界的象征。脆弱而又迟钝的个体，必须去忍受生活的秩序，其间，他发觉自己根本没有爱的情感，只有一种发泄在自己身上的内倾的暴力。……犯罪行为的共同特征就是心胸狭隘，自私自利，而且具有强大的破坏力。①
某种意义上，典型的现代人就是带有这种犯罪倾向的人：他们对大量的他者无爱，对更多处于遥远状态的他者持一种冷漠甚至厌恶的态度，而且为了自己，为了当下，自私自利地利用他们，视之为工具和手段，而不尊重他们的生命权利、特殊性以及个性存在品格。把他者视为无生命的材料性、工具性存在，忘却本来具有生命的这些存在的权利及其被当作工具对待所产生的痛苦，构成了许多科学的先验条件：
记忆的丧失正是科学的先验条件。一切物化过程都是遗忘过程。①
切断与被判为工具性他者的生命存在的有机联系，及其对此的记忆，就构成了理性(科学)地对待理性工具他者的先验前提。这就是“生命必须被毁灭，宇宙也必须化作尘埃，变成一种抽象的力量”。与此相适应，人也被规定为“还原为一种物质实体”,身体不再成为肉身，而成了“一具尸体”。②一切都成了一项伟大工程的工具和材料，这项工程依靠的是日益庞大和理性化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复杂化和进步性使得个人无法与其对抗，个人不得不成为它的奴隶与工具。在这个系统面前，力图表现自己实现自我的人，不得不感受到一种无名的焦虑(Angst)。这就是焦虑的轮回。
在这种焦虑的轮回中，主体既是作为内在的焦虑者又是作为外在的统治者面目出现的。从外观上看，主体就是统治者：
这样，主体同时既肆意泛滥开来，又不断衰落下去。它把自己的内涵不断施予给了外部世界，然而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些彻底的虚无而已：即是那些言过其实的手段、关系、阴谋诡计，或者一些不带一点儿思想观念的盲目的实践。而统治本身，即使作为绝对法则，本质而言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它在随心所欲的投射中同时成为了自身的目的和外在的目的；实际上，它就是这样的目的本身。①
在人对自然的抗争、人类族群内先进种族对原始种族的抗争，以及病态的强势个体对其他个体攫取权力和实施迫害的行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