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焦虑变成哲学问题是浪漫主义的一个贡献。追溯焦虑的现代起源肯定是个很复杂的任务。大体可以肯定的是，第一，它源自近代主体性，一旦把主体视为与外物和他人没有关联、自足自立的内在自我，异在就是一个引起麻烦和焦虑的存在者。第二，如果把内在自我视为普遍的担当性主体以及为知识、法则、秩序奠定基础的主体，它就成了唯一具有确定性的至高存在。在认同它为之奠基的存在的范围内，就可以消解异在引发的焦虑，把它外推到相互认同的群体成员之外。即只有在面对缺乏认同的另类文化群体时，他者焦虑才会发生。由于近代主体把自己看作一种不但具有自主自立性，而且具有为其他的存在而奠基，并把一系列美好的存在支撑起来的功能，因此在面对异在时，这种主体只能是自傲的，不把他者放在眼里，却把他者视为隶属、低于自己并需要对之进行启蒙的对象。对象他者的晦暗和无序需要主体性的阳光照亮。如果他者是人，就需要教化，以便塑造成主体；如果他者是物，就需要把握、利用和控制。无论如何，他者都是晦暗无序和靠不住的，需要给予关怀，将其照亮，使其清晰化、有序化，使之纳入主体性秩序和可控的范围，并把它们提升到更有意义的层面上来，成为主体感受亲切的存在
者。第三，虽然为知识、法则、秩序、历史提供根基的主体内含着难以完全愈合的矛盾裂痕——一方面主体必须具备普遍性才能提供出这种根基基础，另一方面它在经验状态上只能是个体，无法完全满足这种普遍性要求——但这裂痕还是制造不出他者的焦虑来。只有把主体看作内在自我，甚至进一步把最高存在和现实具体存在都看作个体性存在的浪漫主义，才会使任何一个外在——不管是客体对象还是与自己类似的主体——都成为异在他者，从而引发焦虑和应对焦虑的主体化策略。
他者、异质性对于德国早期浪漫派来说总是一个麻烦或问题。富有个性的自我是一种自立自决的、原动的、固有的、独特的、有原创力的源头，他在谋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不断遭遇众多他者。过去人们总批评浪漫派过于强调和迷恋内在自我，但没有看到这种迷恋同时也产生了一个积极效果：对内在自我的强调和迷恋，使得浪漫主义对他者、异在异常敏感。他者、异在对浪漫主义者意味着焦虑。这也就构成了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对古典主义来说，他者、异在不是问题，因为它总是接纳它们，把它们协调安排在和谐的秩序之中，使它们各得其所。但是对浪漫主义者来说，就总是惧怕他者、异在：“现代性时代，在相当程度上，总是惧怕他者，因为他者总是意味着另一套准则，意味着他律和彻底变成他者的愿望，因为它是对个人自主性的制约。这种心理与古典主义盛行的18世纪大相径庭，后者并不敌视他者，相反，用个更恰当的词来说，他们‘接纳’他者，他们想把不同的局部、角色、秉性、特点、形式等因素审慎而协调地‘安排’起来。古典主义盛行的18世纪的有代表性的‘智者’试图寻找‘有显著差异的事物之相似点’。他们并不注意事物如何‘不同’……”①现代性的发展正是一个多样性、异质性越来越明显的时代，浪漫派以和解的态度呼吁着应对这些异质性予以重视和尊重，而不是对其压抑、宰制与革除。在这种对异质性存在、对众多他者的尊重和焦虑中，才产生了对异质性他者的解放与宽容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