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辩证法》的研究中，该书与浪漫派的关系历来不被重视。在纪念该书出版40周年的文集中，两位主编哈利·库纳曼、亨特·德弗里斯说该书“整合了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和韦伯关于工具理性批判的思想传统”,独没有提及德国浪漫派，并早就批评启蒙运动的哈曼等思想传统。①在解释阿多诺的基本状况的《阿多诺：关键概念》一书中，作者讨论对阿多诺“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时”,也只是关注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四位思想家。占有重要地位的尼采，不可或缺的德国早期浪漫派，都没有进入作者的关注范围。②
其实，如果分别阅读一下A.施勒格尔的《启蒙运动批判》一文与《启蒙辩证法》一书，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类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启蒙辩证法》至少接近一半的思想内容都可以在A.施勒格尔的《启蒙运动批判》一文中找到。在施莱格尔的《启蒙运动批判》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之间，存在着如此多的类似性和一致性，这绝非一个偶然的例外。从两个文本的内容来看，《启蒙辩证法》与德国浪漫派的承续关系是明显的。认为启蒙可以解除焦虑与恐惧、破除迷信、解构神话，把明晰性和可理解性当作接受事物的唯一标准，对个别性的拒斥以及连带着对诗的拒斥，工具性的思维致力于“更强有力地支配外界事物”③等，都是施莱格尔批判启蒙的关键所在，也正是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批判启蒙之所在。这种内在的联系与一致，标志着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浪漫主义传统的继承。这种继承集中体现为：为个体，为那些被边缘化、遭受压制的个体争取坦然生存于世的资格和能力；为特殊、个别争取在普遍性秩序的缝隙和框架内生存的权利。为此，他们就在不遗余力地替被市场制度压抑的那些存在者呐喊，并吁求他们的解放、宽容和自由。维尔默曾说，《启蒙辩证法》一书的核心与目标就是：个体存在如何不被已逐步演化为制度、技术系统的概念性思维榨干、蚕食和操控。也就是说，谋求同一性的概念性思维如何为个性、特殊存在留出存在空间?具体化的现实和概念性思考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①
在这个主线条上，《启蒙辩证法》一书与A.施勒格尔的《启蒙运动批判》一文的确是一脉相承的。马丁·杰也指出，马克思不是《启蒙辩证法》一书的主要目标。此书更大的反对目标是韦伯，即“全部启蒙传统，所谓的解放的去圣化的过程即韦伯所称的去魅化过程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但韦伯认为理性的工具化、实质理性被形式理性取代不可逆转、无法恢复。而霍克海默辩证地看待工具化了的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虽然对立和矛盾，但哲学要“培养相互批评，这样如果可能，可以在思想领域为双方在现实中的调和做准备”②。这恰与韦伯时代那些与其对立的浪漫主义艺术家团体(以斯蒂芬·乔治为代表与领袖)的思想相一致。按照马丁·杰伊的说法，“韦伯与其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者不同，不希望时间倒流”。卢卡奇虽然也不希望时间倒流，但却赞同浪漫主义对现代性的诸多批评。承续了卢卡奇这种批评态度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就在批评现代性方面与浪漫主义具有了一些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