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启蒙理性出现之前，神话已经在区分主客体的基础上分解引发焦虑与恐惧的强大客体世界了：“神话世界对世界的解剖都是为了将一个压倒性强力分化为多个自身有限的单个力量，让它们彼此对抗。或者将一个强力分解为多个模式与特征，这样这个强力就不再是以中性的‘他物’(dasAndere)而是以人格化的‘他者’(derAndere)出现了。‘作为他物的超强力’的匿名状态被改造为另一个自我，一个‘与我同类者’(Auch-ich),按照布鲁门伯格的观点，这个过程就是神话真正的功能，而且这个功能在认识的技术核心中依然在延续。”①在文化学的背景下，神话与科学都是一个谱系之下的，都是应对同一类问题而产生出来的，不像启蒙运动所说的那样两者是绝对对立的。按弗兰克的说法，布鲁门伯格把神话解释为“不是让人摆脱自然的超强力，而是让人在面对这种超强力时免遭恐惧的侵袭”②。在克服恐惧与焦虑的意义上，神话就是启蒙，就是与启蒙一致的文化建构，在这个意义上，“神话自身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程”③。这里的“启蒙”应该指的是，人利用某种方法、力量对抗世界的方案，这种方法、力量与理性、诡计、谋略联系在一起。虽然它还达不到后来启蒙理性的水平，但已经在慢慢地萌芽、壮大，努力破土而出了。至于像奥德修斯式的古希腊英雄神话，就更是启蒙的了：英雄是对抗恐惧、战胜危害自己的那个世界的凭依。奥德赛时期的英雄固然还不足以单独抵御威胁人们的世界，还往往依靠神灵的帮助才行，但已经是人类以自己之力抵御世界的更明确的一种努力。比起借助神秘巫术的巫师来，英雄更加具有非神秘的人本色彩。
再后来，在启蒙理性中，“命中的必然性原则取代了神话中的英雄，同时也将自己看作是神谕启示的逻辑结果”①。此时，神话才过渡到理性启蒙，事物才从“神话”过渡到“逻各斯”。虽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把奥德修斯看作“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但严格而论，处在崇尚、依赖神灵阶段的人，即便是英雄们，也还没有真正地克服焦虑与恐惧：“众神无法使人类摆脱恐惧(Furcht),因为他们为人类带来了惊诧之声，就像他们的称谓一样。人类也只能假想惟有在其无所不知之时，方能最终摆脱恐惧(Furcht),获得自由。”②主体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是在进一步启蒙的过程中达到的。它代表着一个新的遏制和革除焦虑与恐惧的最有效路径。在这个路径中，同一性、抽象、宰制、命令，进入克服恐惧的策略名单之中。在这个策略中，对一些东西的肯定伴随着对另一些东西的否定，对一些存在生命的肯定伴随着对另一些存在死亡的肯定。这就是“每个生命都以死亡为代价，每种幸福都连带着不幸”。
对神话的这种进一步解释和澄清本身就蕴含着某种启蒙，因为现在的我们对神话存在误解，对误解的澄清和事实的还原就是启蒙的本有之义。
其三，宗教和科学都是克服恐惧的有效方式：“这种完全将自己托付给上帝的状态所包含的恐惧和由此产生的一种必须日益理性化地监察生命之不确定性的必要性，也会使好奇心从中滋长出来。”①正是由于自我的不确定性感受，才导致一种对自我确定感日益强烈的需求的产生。自我高度确定性的获得正是启蒙的基本目标：从不自主状态挣脱出来，走向依靠自己理性的自主状态。把自己打扮成全知全能的存在，也就是启蒙的主要秘密。现代主体性哲学是一种自我的自恋式张扬。“主体”意味着一种“上帝情结”:“害怕承认自己自中世纪以来就被掩盖的幼稚的从属地位，这种焦虑目前不幸地远远超过了另一种焦虑，即客观上会导致自杀的自大狂终将令人类灭亡。这就是那种集体性情结——‘无能一全能’——情结的诅咒，这种情结可以统而概之地称为‘上帝情结’。”②现代主体依然是一种“上帝”,是上帝情结的某种另类表述，是一种原本那个卑谦的狂妄自恋，是以理性形式展现的自我欺骗。由此，启蒙就是非人格化上帝的“宗教”或“神话”。
其四，某种意义上，启蒙更接近于巫术。即使巫术不是像弗雷泽所说的那样早于宗教，即巫术的破产为宗教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而宗教一产生，巫术就崩溃了(卡西尔认为这种巫术时代与宗教时代依次接替的看法没有经验依据③),起码也可以说，巫术更低于宗教。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批评“弗洛伊德不合时宜地认定，巫术‘坚信能够彻底统治世界’”,因为真正坚信能彻底统治世界的只有近现代以来的启蒙理性，所以，“这种信念只有通过更加成熟的科学，才能与现实的统治世界相一致。用包罗万象的工业技术来替代‘巫医’受到严格限制的‘操作实践’,首先就要求观念独立于客体，因为这种独立过程是在吻合现实的自我身上进行的”①。调动力量改天换地，巫师还相当受限，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能力才大大提高了。在巫术和启蒙理性之间，后者出现了更具威力的主体性，凭借这种主体性，个人拥有的内在世界更雄伟壮大，更独立于外在世界，更能支配引发焦虑与恐惧的外在世界，从而“消灭”焦虑与恐惧。
其五，最终，启蒙与宗教还是相通：启蒙追求的自主最后导向了不自主；恐惧仍然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世界的关系之中，无法消除。人类以主体性为根基的自主化追求，却换来了一种新的不自主，即导致了一种跟宗教一样的结果：启蒙的自主性追求导致宗教式的不自主后果，说明启蒙自身的过分自大和僭妄，说明启蒙自身也包含着某种神话性特质。这更预示了启蒙、神话、宗教之间作为应对恐惧的不同方式之间的相通性。
从这样的角度看，宗教的真理性体现在，宗教会维护、保持一种依赖感，这种依赖感是维持归属感、具体认同的根基所在。而对依赖感的压抑和消解势必导致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导致集体认同感、归属感的丧失。作为一种抗拒恐惧与焦虑的手段，替代宗教的理性启蒙通过召唤归属感、集体认同的丧失而重新使人陷入深度的焦虑，即使可能不会是具体的恐惧。当一切都理性化之后，一切都成了按部就班、自动程序化的运作之后，自我的主体意识也会消失，并且很难出现。自我感受到的是被动感，是冲破这种被动感的冲动。按照蒂利希的说法，启蒙力欲祛除的是本体论的焦虑，但此焦虑的祛除却很可能引发精神的焦虑和道德的焦虑。焦虑是消除不了的，能消除的只是某些特殊的类型。
总之，一切的背后，都是焦虑与恐惧，从这个角度来看，神话和科学对自然的解释，是同时或者先后从同一个谱系起始中诞生的。科学与神话，两者都是服务于控制自然世界、摆脱不确定性及对人产生的致命威胁的体系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