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辩证法》所意识到的克服焦虑与恐惧的多种方式中，宗教的方式连带着神话、巫术的方式。宗教的方式意味着，面对的客体世界处于未知、不可预料、令人惧怕的境地；而人对这个令人惧怕的世界充满着尊敬。巫术的方式意味着，面对令人恐惧的世界，或者诉诸人力和神力、巫力并举，或者把人自己打扮成神灵鬼怪而对世界发挥作用，借助某种神秘的巫力对付世界。而神话的方式则是通过以超出现实或现实中不可能有的事情和神圣存在来应对令人恐惧或焦虑的对象，以化解自己所承受的过重负担。启蒙理性的方式，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那令人焦虑与恐惧的世界，使这个世界呈现为秩序井然、规则严密的世界，祛除其偶然、随机的诗性特质，塑造其严密的逻各斯性质。在这里，宗教、巫术、神话、启蒙理性，都是相互关联又各不相同地应对焦虑与恐惧的诸种方式。在个人无力独自承担起消解、克服焦虑与恐惧之时，就可能采取宗教、神话、巫术的方式。个体凭借自给自足的内在的理性独自承担克服焦虑与恐惧的任务，就是自古希腊以来日渐兴盛的启蒙理性的方式。但它不见得就是最好的办法，更不是唯一具有合理性的方式。
其一，在无名的焦虑或莫大的具体恐惧的驱动下，人们会千方百计地寻找有效的手段化解焦虑与恐惧。在阿拉普拉看来，西方的意识类型恰恰就是焦虑型的，出于对引发焦虑与恐惧的外物的惧怕，才千方百计地设想应对之策。而宗教、神话、巫术以及后来的启蒙，都是被选择过的应对之策。阿拉普拉在德国遇到了一位支持者——里希特。里希特在《上帝情结》中，也将欧洲的现代意识和倾向比作小孩子的倾向，他们在智识上达到了一定的苏醒状态，开始怀疑他们的父母。为了得到确认的经验去审视对象化了的世界中让人不安的不确定性，他们将设法以极端的警惕控制那些让他们产生焦虑的不确定性。按照里希特的论点，焦虑(Angst)就是理智的催化剂和发动机：“焦虑发挥着理性化发动机的作用，它应当被理解为权力意志，也就是说，对有威胁性的他人世界和外部世界施加权力并遵照规律对其加以掌握的意志。”①就此而论，由于主体对对象化世界的焦虑与恐惧而导致的对待外部世界的方式，不管是宗教式的，还是启蒙式的，都是一种消解和应对恐惧的方式而已。这些方式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发生转化，在逻辑上则更是相通的，没有绝对的对立性。启蒙所谓两者对立的见解只不过是为自己获得合法性而过度抬高自己的意识形态伎俩。
其二，主体与外在客体世界的区分，是引发焦虑与恐惧的首要前提。处在万物一体氛围中的人，是不会对周围之物焦虑与恐惧的，只有独自面对超强的他者、陌生的他者，才可能引发焦虑与恐惧。个体成长过程中也是在发育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自我意识，才会以自我面对对象化世界，甚至可以说，“成长是根植于焦虑与恐惧”的。没有焦虑与恐惧作为催化剂和发动机，理智是不会不断成长的。霍克海默、阿多诺也看到，生存者之间(原始)的亲密关系，必定会被取代：“生存者之间各种各样的亲密关系，被有意义的主体与无意义的客体、理性意义与偶然意义中介之间的简单关系所抑制。”②要重建存在者之间高水平的亲密关系，解开主客体关系中过于强势的支配性难题，以更宽容、非焦虑与恐惧的心态面对诸多存在者，与更多的存在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必须反思神话、巫术、理性等各种方式中蕴含的残酷、无情，必须还原神话、宗教、巫术的文化意蕴，不再狭隘地按照启蒙理性的单一视角贬抑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