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自己总是以对立于宗教的形象出现，在以此获得合法性的同时诋毁宗教。其实，启示、宗教并没有被理性、启蒙完全赶到对立面。理性与启示、哲学与宗教总是内在地须臾不可分，它们构成的对立是启蒙内在的对立。作为遏制、克服焦虑与恐惧的手段，启蒙、宗教、神话、巫术，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逻辑上可以并列的手段。
在《主体与客体》一文中，阿多诺曾说：“主体形成之前的未分化状态是对自然界恢恢天网的惊恐，对神话的恐惧；正由于对这种恐惧的抗议，伟大的宗教才含有真理的成分。”①极端的启蒙否定宗教的任何真理性，阿多诺质疑和批判的就是这样的极端之见。对于所谓“伟大的宗教含有真理的成分”,阿多诺想要表达的是，作为应对恐惧、焦虑的策略，宗教的方案也有它的价值。比起哲学的方案，宗教的方案不能被完全否定。
作为消除焦虑的手段，宗教如何消除焦虑?休谟在《宗教的自然史》中就谈到，面对不确定的、未知的外在世界，如果人们把握不了，就可能去依赖于它，如果觉得它神秘莫测，高于我们，它就可能左右着我们，控制着我们。
我们永远悬浮在生与死、健康与疾病、丰足和匮乏之间；这一状态在人间不断受到一些隐秘未知的原因干扰，它们的运作常常出人意料，而且往往莫名其妙。这些未知的原因就成了我们不断产生希望和恐惧的对象；而对各种事件的焦急期待，又使这些**陷入恒久的警觉之中，我们的想象，也同样被用来构成关于那些我们所完全依赖的力量的观念。①
人们的生存规避不开那些因素和力量，但人们又把握、认识不了它们，不能清晰地把握到它们的奥秘、常态、对我们的作用，以及为何这样作用于我们等，于是就会产生焦虑或惧怕。这种焦虑就可以导致害怕、忧惧、崇拜和依赖。休谟说：“人类处于这样一个对原因无知的状态之中，而同时他们又对他们未来的命运感到非常焦虑，于是乎，他们直接承认自己对拥有情感和理智的不可见力量的依赖，也就不足为怪了。”②休谟发现，人们面对的世界越不规则、越难以把握掌控，人可能就越尊崇它。“随着一个人的生活过程受偶发事件主宰的程度的增加，他的迷信也会更加强烈。”③换句话说，人们面对的世界越规则，越容易把握和掌控，人们就越不尊崇它，或者越看低它。这里，就产生了与启蒙内在联系在一起的逻辑：如果启蒙内在的核心问题是理性与启示，或哲学与宗教，那么,理性、哲学，也就是对客体世界的理性把握，审视出某种内在的规则、秩序，往往导致的是对外在世界的掌控、支配，是对这个世界的看低。而相反，如果相信这个世界的奇迹、神秘、不规则、难以把握，导致的往往是对这个世界的尊崇、迷信和崇拜。前者意味着人的伟大、自足，而后者意味着人的软弱和怯懦。两种结果都是源自对外在世界的焦虑、恐惧，只是由于应对策略的差异而迥异。前者是启蒙、理性、哲学的态度，而后者则是启示、宗教的态度。当然，这里所谓的“宗教”是就西方世界而言的，指基督教。按照J.G.阿拉普拉的看法，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方案：在认识、了解外在世界之后而平静，且不认为外在世界是可怕、危险、对人们充满敌意的，所以选择与之和谐共处。这意味着焦虑的消除——而在阿拉普拉看来就是印度传统意识的特色。①按照他的理解，在西方文化中，焦虑的世界才是现实的。解除焦虑才是现实的任务。而对佛教来说，既有深度又有现实性的只能是平静，而不是焦虑。只有正在形成中的世界以及未成熟的意识才背负着焦虑；而人的意识成熟后，现实的世界则超越了焦虑的平静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