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就坚持一种启蒙理性与基本情绪不可分开的观点。他们感兴趣的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两者的距离对焦虑与恐惧的主要影响。
不管是在主体诞生之前还是之后，恐惧总是伴随着人的。阿多诺曾在《主体与客体》一文中说道：“主体形成之前的未分化状态是对自然界恢恢天网的惊恐(Schrecken)。”②在《启蒙辩证法》中，主体的诞生及其对焦虑与恐惧的影响更令作者感兴趣。显然，主体的个体化，更加凸显了他的焦虑与恐惧。焦虑其实更来源于主体性的觉醒：是自我与外物分开，自我的确证需要自己探寻来完成，需要自己找到本真之所在，因而万物可能皆是虚无的那种沮丧感和孤独感，才产生了一种危机意义上的焦虑。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指出，主体性的确立以主体与客体的距离为前提，这个距离“是抽象的前提，它是以占有者与其通过占有物而获得的事物之间的距离为基础的”①。在历史上，这个距离是以主人通过所支配的东西获得的与事物的距离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必须保证危险之物与主人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以使危险远离主人。距离是遏制焦虑与恐
惧的第一关，然后才是对客体事物的认知、了解、把握、归置、支配这些进一步遏制和革除焦虑与恐惧的手段。财主在他的城堡周围安排许多仆人，夜晚有灯亮，他才能安然入睡。他对周围世界保持足够距离，他能够命令外在世界的等级秩序，他才能有安全感。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眼中的“主体”,与躲避恐惧和焦虑以及理性、认知、命令、支配内在相关。主人、男人更符合这种主体的实际形象。
我们知道，陌生人近距离的靠近往往会引发主体的恐惧。但社会运动中密集的群众认同却能消除这种距离感和恐惧感，同质化的主体能消除距离引发的恐惧。不过，在正常情况下，通过调节距离来消解恐惧的通常策略就是对焦虑与恐惧对象的疏远，也就是把引发恐惧的东西在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上推远。就像史文德森说的：“对应恐惧的典型行为模式是逃避——尽可能远离恐惧对象，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之外。”①距离推远之后，迫切的、直接的焦虑与恐惧不再发生作用，那引发焦虑与恐惧的客体对象的某些差异、特殊性，就因此被忽视、被抽象掉，被整合进一个更一般、涵盖面更大的一般性概念之中。对远处的存在物，人们往往把许多并不相似的东西同质化，而近处经常打交道的存在物，即使是一个细小的差别往往也会被放大和关注。遥远之物统而观之，身边之物细微观之。看来，认知必须得根据外在对象与我们关系的远近、密切程度而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对生活在没有骆驼的环境中的其他人来说，阿拉伯人眼中差异如此明显的骆驼，都被一个抽象概念“骆驼”涵盖了，其中蕴含的40种差异都被忽略掉了。
于是，尚未认知的杂多物很容易产生恐惧，消除恐惧的方法之一就是认清它们。在认清存在物、消除恐惧的过程中，如果涉及事物过多过远，以致无法认清其具体差异，主体就只能做一个普遍的、大概的把握。而且，由于离得很远，这种大概的把握也不会明显地、即刻地影响认知主体的生活。于是，对具体差异的忽视就会导致同一性认知的发生。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看来，标志着同一性认知发生的就是涵盖范围不统一的概念。概念的诞生意味着记忆的选取和稳固化：“如果把死亡赋予生命，幸福就会变成物质，这样，也就必然会产生清晰的记忆、稳定的认识、宗教的或哲学的观念，简言之，就是概念。”①概念标志着推远、封存、凸显等环节的完成，也标志着撇开个性与特殊性而着眼于普遍性的完成。在这个意义上，以之为基础在现代社会中被建构并不断强化的物化，就是对个性的遗忘。霍克海默、阿多诺关注的正是概念对特殊性和个性的这种蔑视与消解。它就发生在主体对客体事物不断疏远的过程之中。远距离往往导致漠视的态度，专制、残暴常常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因为距离越远，抽象一致，同一性的确立就越容易，抽象一致地处理对象就越有可能。拉长主体与事物的距离，切断、弱化与事物的直接关系，在人与事物之间加入越来越多的中间环节，是启蒙以来日益甚嚣尘上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作用下，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谈到的“生活等级体系”就在所谓的“管理体系”中确立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同一性逻辑的发生常常与认知主体所在的世界中秩序的强化密切相关。外在的危险引发的恐惧有助于世界内的群体的团结和相互认同，从而引发对异己者的仇视和排斥。也就是说，对外物的恐惧与焦虑会异常明显地促进甚至缔造内在的一致性，促生统一性与同一性。外在的忧虑、惧怕消解内在的纷争与差异，使得团结、一致绝对优先于差异、个性，使得一致性、统一性、同一性绝对占先。这使得随着启蒙的进一步拓展不断成熟的科学理性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成了消解焦虑与恐惧的最主要的路径与方式。我们在上一章谈到的电影《神秘村》中靠村外猛兽引发的恐惧来维系生活秩序的故事，仍然在当今时代上演着。911事件、恐怖组织，使得那个威胁我们的“充满混乱和惊恐万状的世界”,在被推远之后再度被人拉近。焦虑与恐惧重新降临人间，成为维系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的重要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