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蒙、主体化内含的焦虑与恐惧
启蒙的信念之一就是人具有自立自足性,即人具有凭依固有的理性面对纷乱世界而傲然自立,并通过内在潜能克服各种困难并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人具有一种尚未严格定义的“主体性”。与广义“启蒙”相对应的广义“主体”,在希腊神话人物中就已经显露出来:“许多神话人物都具有一种共同特征,即被还原为人类主体。俄狄浦斯对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这就是人!’,便是启蒙精神的不变原型……”①《启蒙辩证法》没有严格地探讨主体性的哲学起源,而是比较含混地使用“主体”“主体性”这些概念。阿多诺后来曾经在《主体与客体》一文中解释说,如此使用“主体”与“客体”的观念会引起某种混乱;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可以避免混乱;但同样会“陷入一种理论上的困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主体和客体的概念——或者确切地说,它们所表示的东西——先于一切定义优先考虑。下定义意味着从主观上利用固定不变的概念去捕获某种客观的东西,不管它本身可能是什么样的东西。因此主体和客体是难以给它们下定义的。为决定它们的涵义所要考虑的东西,恰恰是定义为了概念的灵活性而需省略的东西”②。这种灵活的“主体”,使自主客体尚未分化的史前状态诞生。而这种状态就象征着“对自然界恢恢天网的惊恐”。恐惧首先是对自然存在的恐惧。力求成为主体的人非常矛盾,从而丧失自我,归于自然,虽然自然令人恐惧的同时也使人获得莫名的幸福。成为同一的自我,就必须放弃自然存在的直接性,但这种自然存在仍然保留在其内心深处不可能被消除。成为主体也摆脱不了恐惧,因为同整体分开,又害怕与整体不统一,独自承担不起自己,自我往往需要某种他者的关系才能支撑得住,才能获得认同或自我确认。而这种独自承担就势必带来某种恐惧,倒回到无定形的不同一的恐惧,即死亡之恐惧。这样,与笛卡尔的一般主体性考察不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史前人类“通过同整体分离来突出自己,从而达到构建自我”的做法中把主体性考察追溯到了史前时期。按毕尔格的看法,这是霍克海默、阿多诺把没有历史维度的海德格尔存在论变成历史哲学的结果,即存在分析变成了主体的生成。①奥德修斯约束自己的情感和愿望,施展计谋战胜巨人和自然,成为一个与自然和他人打交道时使用诡计的理性人,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核心概念是牺牲和放弃”②。这种形象的保持必须压抑自身内部的本能欲望,但压抑意味着恐惧,即可能导致自我解体的恐惧,因而被压抑的东西仍然存在着。这样,主体的诞生史中就蕴含着深层的恐惧。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指出了恐惧对于主体思考的不可分离性和重要性:(对客体世界的)依赖、害怕等主体化引起的负面东西与(对客体世界的)统治、引导等主动性的东西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主体性图式的永恒特点。这是其一。
其二,主体化过程中主体与客体对象的距离,成了考察焦虑与恐惧的一个关键之点。
根据达马西奥的研究,(背景)感受与情绪先于推理,是生物机制的表达,是更容易发生和更直接出现的东西。它们不但是理性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其缺失和受损也不利于理性的发挥。“情绪和感受是生物调节机制的明显表达,如果没有生物调节机制的引导,那么,无论是在进化过程,还是对任何独立个体而言,人类的推理策略都不可能发展起来。”①事实并不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背景)感受、情绪与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关系,只有约束和遏制它们才能有利于理性的发挥。相反,情绪与感受的缺失、受损害才会明显对理性造成严重伤害。而恐惧作为五种最基本的情绪之一,与理性具有内在的复杂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