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2年完成的《存在的勇气》一书中蒂利希写道：“在近20年间，与存在主义合作的深层心理学，已经对恐惧与焦虑做了截然的区分，并且对这两个概念的每一个都给出了更加精确的定义。”②这个定义就是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早就说出的区别：恐惧针对具体对象，而焦虑没有具体对象。畏之对象不是具体的“这个”或“那个”。然而要解除畏，还必须在生存中确定具体的“这个”或“那个”。在解除此在不确定性并寻求确定性的生存努力中，本源地具有一种畏惧的基础性境遇，即面对广袤世界，茫然无措——即德语词unheimlich标示出的茫然无措、莫名恐惧的无家状态。沉沦于常人状态也许是选择成本很低的，但面对千万人雷同的“家”,还是无法确定哪个是你的。所以，这连“畏”都没自觉到，如何革除沉沦，并从畏中突围?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根本来不及做这些基础性探讨，来不及区分“畏”与“怕”,就直接遭遇到了无法完全躲避的令人畏惧、惧怕的法西斯主义。如果说，“在畏中，作为世界上手的东西。一般世内存在者，都沉陷了”,那么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畏惧”中，其他的畏都沉陷了。可见，法西斯主义造成的畏却如此之凸显，以至于充满了内心，时刻高悬于头顶。如果说在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中“进行威胁的东西也不能在附近范围之内从一个确定方向临近而来，它已经在‘此’——然而又在无何有之乡”,那么,在《启蒙辩证法》中，进行威胁的东西已经从确定得不能再确定的发现中袭来，这早已不再是“无何有之乡”,却是“有何无之乡”,确实是“它这么近，以致它紧压而使人窒息”了。然而，畏的东西却不再是“紧压而来的东西，不是这个东西或那个东西，但也不是一切事物合成的总数”了，而是当下在手的“这个”了。如果说“畏”不面对世间的在者，不是确定的东西，并因而在“畏”中世界没有意蕴，“畏”还没有与任何有因缘的事物照面，那么,“怕”直接面对世内在者，是确定的东西，并因而在“怕”中世界就已经有了确实的意蕴，“怕”早已与有因缘的事物照面了。霍克海默、阿多诺照面的庞大事物就是法西斯主义，以及与其雷同和相关的美国大众文化。“宰制”如此之严重，甚至不惜采用欺骗、神话、催眠似的意识形态单面宣传、摧残、残害等各种看似甜蜜却冷酷的手段来达到压制、摧毁非常规之存在。
在海德格尔那儿呈现出的可能性变成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直接的现实性；无法名状的焦虑或畏转化成了直接得不能再直接的可怕与恐惧；富有弹性的可能空间变成了塞得满满甚至还要进一步膨胀的实心体；“无何有之乡”变成了“有何无之乡”;甚至用词，也不再是日常常见的Angst(焦虑、不安、害怕、恐惧)与Furcht(害怕、恐惧)了，变成了更强化的Grauen(恐惧)、Schrecken(惊恐)以及与此相关的Erschrecken(恐怖)、furchtbar(令人恐惧的、可怕的),甚至Terror(恐怖)、Hor-ror(恐怖)。用词方面的加重和多样化，反映了言说主体感受的加重和多样化，而且从一般的“害怕”深化到“恐惧”“恐怖”,这更凸显了惧怕的具体性和集中性。当然，可惜的是，这些差异从中文翻译上表现不出来。
虽然畏(焦虑)与怕(恐惧)不同①,但两者都暗含了对危险和伤害的预见。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区分经常很难操作，虽然中文的有关翻译大都没有区分“焦虑”与“恐惧”,但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这里，恐惧与焦虑的区分倒是很容易被理解。他们把海德格尔莫名其妙、弄不清楚的“焦虑”非常清晰明白地转化成具体的“恐惧”。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面前，海德格尔此时焦虑的“弄不清楚”的状态不折不扣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问题所在。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1939年1月19日关于个体的讨论中，把个体和个体的概念都看作必须付诸历史才能解决的。个体的历史性求解和批判呈现出一种迥异于资产阶级个体抽象概念的特点，它蕴含着个体概念被拯救的可能性。
个体与财产、焦虑、成年相关。霍克海默认为，个体与所有权密不可分。而所有权与焦虑(Angst)密切相关。焦虑是个体概念的一个构成成分。当今，在关于镜像性格(reflektorischenCharakter)的学说中，已经没有个体了。跟所有权连接在一起的特殊的焦虑、恐惧根本不再被认出。而焦虑、恐惧经验的缺乏也会引起自我形成(Ichbildung)的无能。这令人想起海德格尔。在他那里，所有非本真存在(Uneigentlichen)的范畴都是在对立于焦虑的意义上被确定的。①
如果说英语中的angst(焦虑，不过一般用anxiety一词)与fear(恐惧)的区别比较明显，那么,德语中的Angst(焦虑、不安、害怕、恐惧)与Furcht(害怕、恐惧)作为日常用语的区别就没有那么明显：前者也有恐惧和害怕的意思。法西斯主义足以把焦虑快速置换为恐惧。对《启蒙辩证法》中有关恐惧与主体性的探讨不能忽视当时这一背景。它意味着，恐惧在扼杀主体，也在呼唤和造就主体!令人恐惧的东西在扼杀启蒙，而启蒙就是战胜恐惧!主体是在对恐惧的战胜中形成和得以维系的!
恐惧造就纳粹统治的持续。任何人对纳粹实行的消灭反抗的做法深感恐惧，因而采取顺从或不闻不问的态度。是的，对自己生命的自我保护是天生的本能，面对自己生命的消失，人们都会恐惧，即使是当时参加“白玫瑰”团体的汉斯、索菲兄妹也是如此。但他们还是承担起了启蒙的责任：告诉人们事实真相，唤醒人们，教育人们，正是启蒙者的日常责任和工作。
的确，如果大家都明白真相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再残酷的制度也可以因此而崩溃。可启蒙又总是面临着多数惧怕不敢接受、不敢迈出步伐的事实——否则也不需要启蒙了。索菲·朔尔所说的“我害怕，但我并不屈服”也许就是启蒙者的良知所在。这是启蒙的基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基础。
因此，霍克海默说：
人总是被无数的恐惧(fear)纠缠着。在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中，世界在人们的设想中跟邪恶力量有关，人们通过安抚行为和魔法来控制它。从这种宇宙观中解放出来，是人类文化史中的首要动机。科学的每一次胜利都把斗争推进了恐惧领域的更深处。科学个人以力量来支配那些以前看来完全受制于某些神秘力量的东西。人们曾以为自然是一种凌驾于一切的、不可预测的存在，从而敬畏它；但是，对抽象公式的信心已经代替了这种敬畏。①
这就意味着，文化的进步是征服和消除恐惧的一种努力方式，科学也是如此。但科学的进步并没有消除恐惧，只是将其转移了地方而已。通过这种转移，恐惧被掩盖起来，或者至少不在表面上存在着，退到了一个不容易发现的地方，甚至成为一个集体无意识，见怪不怪的东西。霍克海默突出强调了焦虑理论跟政治的联系。个体通过终止跟总体的对抗，与焦虑、恐惧的经验统一起来，焦虑每次总使我们担心坠入无定形的非同一之中。①在这些思想里，蕴含了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启蒙以来对现代工具理性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