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弗洛伊德的“焦虑”与海德格尔的“畏”本是一个词：Angst。在作于1925年7月、出版于1926年2月的《抑制、症状与焦虑》一书中，弗洛伊德说道：“焦虑是关于某事的焦虑。它具有不确定性和没有对象的性质。严格说来，如果这一情感发现了对象，我们就该用Fucht一词而不是Angst一词。”②甚至早在1915—1917年在维也纳大学所作的精神分析的讲稿中，他就已经提出了类似观点：“我认为焦虑是就情境来说的，它不管对象如何；而恐惧则关注于对象，至于惊悸则似乎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即它强调由危险所产生的效果，这种危险突然而来，没有焦虑的准备。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人通过焦虑从惊悸中保护自己。”③海德格尔显然接受了弗洛伊德对Angst与Furcht的这种区分。与此相关，作为意志、愿望对象的存在者，这种区分不依赖于揭示和规定他们的经验与认识而存在，却还是依赖于对此在的领会：“存在者不依赖于它借以展开、揭示和规定的经验、认识与把握而存在。存在却只有在某种存在者的领会中才‘存在’——而存在之领会之类的东西原本就属于这种存在者的存在。”①这种观点摆脱了传统的内在主体，又给出了一个与其他存在内在关联着却终究是与其他存在迥然不同的这个此在。这个此在与传统主体的不同，除了内向性与外向性之外，还有厚实的内在坚固性、稳固性与有待充实起来的、富有弹性的可能性。此在是个在生存论上未定的可能性存在，没有固定样式的，也就是无所归依的无家状态。现在的问题是，面临诸种可能性展开的此在，“如何把自己带到自己前面来”?海德格尔认为首先要背弃沉沦，而“沉沦之背弃倒是起因于畏，而畏又才使怕成为可能”。
我们必须区分畏(Angst)与怕(Furcht):
畏之所畏不是任何世内存在者。因而畏之所畏在本质上不能有任何因缘。凡有害之事都是从一定的角度看来对被威胁者的一种特定的实际能在有害，但畏之所畏者的威胁却没有这种特定的有害之事的性质。畏之所畏是完全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不仅在于实际上不曾确定是何种世内存在者在进行威胁，而且等于说世内存在者根本是不“相干”的。凡是在世界之内上手在手的东西，没有一样充任得了畏之所畏者。……有威胁的东西可能会与这样那样的东西有因缘，但在畏中，来照面的却不是这些东西。因而畏也不“看”威胁者由之而临近的确定的“这里”与“那里”。威胁者乃在无何有之乡。这一点标画出畏之所畏者的特征来。畏“不知”其所畏者是什么。但“无何有之乡”并不意味着无，认识在其中有着一般的场所，有着世界为本质上具有空间性的“在之中”而展开了的一般状态。所以进行威胁的东西也不能在附近范围之内从一个确定方向临近而来，它已经在“此”——然而又在无何有之乡；它这么近，以致它紧压而使人窒息——然而又在无何有之乡。……紧压而来的东西，不是这个东西或那个东西，但也不是一切事物合成的总数。它是一个一般上手事物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是世界本身。……有所畏源始地直接地把世界作为世界开展出来。……在畏中，走为世界上手的东西。一般世内存在者，都沉陷了。……畏把此在抛回此在所为而畏者处去，即抛回慈爱的本真的能在世那儿去。畏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已的在世的存在。这种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领会着自身，从本质上向各种可能性筹划自身。因此有所畏以其所为而畏者把此在作为可能的存在开展出来，其实就是把此在开展为只能从此在本身方面来作为个别的此在而在其个别化中存在的东西。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