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在20世纪初奉劝中国不要丢弃传统美德、不要倾心于西方现代文明时说明过，现代西方所谓的自由不过就是一种权力：“我们之所以喜欢进步，十有八九是由于喜欢权力，欣赏这样一种感觉：我们一声令下，事情就发生了变化。”③对政治权力和金钱的追求都是由于这个。把这个说法用在《启蒙辩证法》对西方文明一直致力于完善和提升的“统治体系”的分析时，异常合适。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看来，在苏格拉底以来所追求的知识中，重复性、必然性，与知识垄断者的内在性，以及权力统治关系彼此呼应，一脉相承。“象征所意指的自然的重复，也一再出现于后来象征所表现的社会控制的内在性。被对象化为固定形象的恐惧(Schauder),变成掌权者巩固统治的符号。即使普遍概念舍弃所有的形象，亦复如是。”①在这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概念、范畴“表现了有组织的部落及其对个体的宰制力量，概念的整个逻辑秩序、从属、联结、包含和归结，也奠基于社会现实的对应关系，亦即分工。”②概念、范畴的基础是展现权力统治关系的社会秩序。现代科学的概念更不用说了。统治、宰制是社会统一体系的关键所在，社会团结却不是，因为凝聚性、力量是宰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宰制在现代社会中体现为分工，分工体现着权力。这在尼采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这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却用马克思的以特殊阶级利益冒充普遍利益来进行批判：“整体自身，也就是内在理性的作用，必然成为个殊利益的实现工具。对于个别者而言，宰制是普遍的东西，是现实中的理性。……沉淀在思维里的，是集体性与宰制的统一性，而不是直接的社会普遍性或即团结。”③柏拉图之后，概念被提升到真正的现实。概念意味着的规范、普遍性、严格性、排他性、(谁的)优势以及(谁的)劣势，都可以通过它所反映、提升了的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宰制关系得以证实。“观念是被用来助长语言的社会性权力，因此，观念会随着权力的扩张而过剩，而科学的语言则会终止它们”①,使它们(观念)变得多余了。科学语言数字化、精确化之后，抽象的观念以新的形式获得发展，更加普遍化和惯常化，致使现代意识中已没了恐惧的暗示意味了。具体性和宰制的统一性现在表现在普遍性里，即那种日益数字化的现代普遍性里。形而上学的语言里，观念对现实实际的覆盖会遗漏掉一些实际中边缘化的东西，而科学语言的所谓中立性会使得无权者完全失去表达的能力。科学系统作为理性主义系统的最高发展成就完全与既得利益阶层、权力拥有者沆瀣一气。“只有既存势力才能掌握科学语言的中立符号。如此的中立性比形上学更加抽象难解。”这样一来，结论就是：“最后，启蒙不仅吞噬了象征，也吞噬了其后继者，即普遍概念，而除了对于集体的抽象焦虑(Angst),什么也没留给形而上学。”②抽象概念在科学语言中也不行了，跟不上其发展了，落后了。所以，概念之于启蒙就像退休者对原来的托拉斯公司一样，被利用过了，现在不行了，不会因为原来对公司有所贡献便会一直为退休者保留着地位。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还给或然率一个地位，人种学实证论则把或然率等同于模糊概念、迷信之类的东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