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反思、批评引发出这种虚无主义来的过度启蒙，批评他们认为已陷入相对主义、认定弱者有罪、主张弱者就是强者自我实现之手段的尼采，也就是把困于极致化启蒙与合理化启蒙之间的尼采解释成极致化注释的启蒙，甚至主张后来所谓强横派理解的尼采的立场。①虽然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明确说过有两个尼采：一个是著名的时髦哲学家、闪光的诗人和别具风格的语言能手，其中含有误解、可疑的公共形象；另一个是深不可测、未被理解的思想家和心理学家，一个以尚未达到的精神力量和思想力量指向更远未来的可爱者。第二个尼采见解丰富，并且在未来不断呈现给现代人，是一个哲学家和高尚的人。②但他们的确在《启蒙辩证法》中忘记了第二个尼采，直接按照第一个尼采形象看待尼采了。
霍克海默、阿多诺之所以把尼采视为“自黑格尔以来能够认识到启蒙辩证法的少数思想家之一”,正是因为尼采“解释了启蒙与统治之间的矛盾关系”③。尼采强调启蒙的贯彻，以揭示神职人员、国家的欺骗性真相：启蒙的任务就是揭穿贵族和政客装腔作势的谎言。在这个意义上，启蒙始终是圣王的工具，政权操纵者的工具。另外，大众也自我欺骗，这种自我欺骗是维系进步过程的重要因素。尼采把启蒙视为苏格拉底文化的进一步完成和延续。在这种延续和完成之中，蕴含着焦虑、恐惧的隐秘情感，为了克服它，就拼命地宰制他者，维持这种宰制后不仅依靠启蒙理性了，也依靠启蒙理性的反面：欺骗。因为，或者由此可见，启蒙不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维持这种宰制秩序。为此，启蒙变成了手段，或者更明确地成了、进一步地证明了自己原本就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作为手段的启蒙与作为手段的欺骗是等值的，都是维系宰制秩序、解除内心焦虑和恐惧的有效手段。“尼采对于启蒙以及荷马的态度仍然摇摆不定，他认为启蒙既是宰制精神的普遍运动(他认为自己是集大成者),也是仇视生命的‘虚无主义’的力量，可是在法西斯主义以前的尼采追随者，却只看到第二个环节，并且把它扭曲成意识形态。”①这种虚无主义力量针对的、消解的不是崇高价值，而是基本价值，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启蒙辩证法》针对尼采以来的虚无主义批判，已经悄悄地发生了一个继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来的非主流的虚无主义概念：虚无主义不只是崇高价值的陨落，象征着传统形而上学世界的坍塌，更令人忧虑的是，它下滑到基本价值的陨落、最基本价值底线的突破，象征着最基本的人类文明价值的被背叛和扼杀。这是更加令人忧虑的虚无主义力量，是法西斯主义的虚无主义。它甚至可以在某些场合还带着雅致、“神圣”“脱俗”的假象外表，比如希特勒爱好素食、绘画等。
霍克海默、阿多诺在法西斯主义中看到了比韦尔霍文斯基、伊凡·克拉马佐夫更为可怕的虚无主义。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策略也是典型的惧怕—扼杀—心安(空虚)的路子：法西斯主义并不把犹太人看作少数民族，而把他们看作敌对种族，看作消极原则本身的体现。只有灭绝这个种族，才能保证世界的幸福。因为这个种群“的愿望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拥有所有财产，摄取无限权力”,就是做统治者。①犹太人是统治者的代名词；反对和消灭犹太人也是出于对犹太人统治的惧怕与担心而采取的反向措施，其目的一样是获取统治地位，这种措施就是争夺统治的斗争。双方都是统治哲学的信奉者和实践者，都在争当这个统治者或主体!“理性连同统治一起仍旧建立在苦难的基础上。在攻与守的盲目较量中，迫害者与他的受害者都属于同一个不幸的阵营。反犹主义行为方式是在因为被剥夺了主体性而变得盲目的人重新获得主体性的情况下出现的。”迫害者与受迫害者都是为了获得主体性和统治。因此，“反犹主义是一种精致的图式，也是一种文明仪式”②。这种精致的文明图式隐含着无边无际的仇恨，在不断地寻找着憎恶的对象。通过露骨的反对摧毁(对不听话的殖民地野蛮人，以及犹太人等)和温和的统治改造(对自然和本国公民),通过以这些憎恶对象和仇恨对象为靶子，以及对这些靶子的制服，统治者获得了满足感。这种满足体系不断地、持续地需要这些对手，需要不断地制服他们，使他们就范，从而获取主人感、满足感。就像韦尔霍文斯基为了某种美好理由组织暗杀，并为自身安全杀害沙托夫一样，阿多诺指出，反犹主义这种谋求统治的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地寻找更合理美妙的理由，比如通过“发展生产”或无上光荣的劳动，来掩饰的统治支配的目的，掩饰谁阻碍统治的实施就扼杀谁的虚无主义本质。“资产阶级反犹主义的形成具有一种极为特殊的经济原因：即用发展生产来掩饰统治支配。”为了“进步”,势必要把阻挡者击溃：“犹太人也必须为一个新的人类种族让开道路，而这个种族正在把生意抬高到一种绝对的高度。”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