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上帝之死”喻示着，作为“主体”之最后根据的“上帝”死了之后，给真实性、真理性提供最后根据的“基础”也就坍塌了。主体成立的根据和理由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任何视角都是独立的、有自己的根据的。“真实”不再依赖于坚实的、唯一的形而上学，而是随每个独立的个体性向每个人无限开放着的。每个人所认定的“真”都平等、有效。正如尼采所言：“什么都不是真的，一切都是允许的。”②如果把视角的开放性等同于任一视角的平等有效性，就会把尼采的视角主义引向彻底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正是《启蒙辩证法》的两位作者极为担忧的。他们就在这本书中坚定地批评被如此解释的尼采。如阿多诺所说，沿这样的思路，“它把道德的原则从社会存在中解脱出来，把它放进私人的信念之中”①,于是就会导致，社会中不再存在固定不被怀疑的自然性的实在，只有依赖于个体都同意的基本共识才是可以建构的。“真实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从此来自于人们的共识，而不再来自于独立于人(自然本质)或高于人(形而上学)的实在。”②
阿多诺对同一性的坚决反对给这种通向上帝之死的传统“形而上学”批判进一步的支持。通过这种支持，尼采支持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异常担忧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形势就更加严峻了。当阿多诺把形而上学理解为对超验的批评和对经验的拥抱时，在对暂存、个别、碎片化存在的肯定中人们如何能避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此想必阿多诺肯定意识到了，不然他怎么会强调“最低限度的道德”?他在与《启蒙辩证法》几乎同时的另一本书中说：“启蒙不仅消解了所有跟美连在一起的品质，而且同时把自己置为美的品质。”③它把一切事物都商品化了，品质、美、崇高，都日益消融进物化系统之中，成为数量的奴隶。完全拒斥形而上学，会直接陷入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所以，如埃斯彭·哈默所说，对阿多诺来说，“形而上学应该在这个似乎已拒绝了它的世界找到某种避难所，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替代它的会是一个以彻底虚无主义为标志的状态”。阿多诺对此极为担忧，他“不愿让真理、超验和意义这样的现代主义价值流失”①。所以他不像霍克海默那样抬高经验研究的意义，也不像后来的哈贝马斯一样鼓吹“后形而上学”思考，因为那会招致虚无主义恶魔的来袭。
阿多诺对完全拒斥形而上学的反对意味着，这个时代推崇理性，但却不要绝对的价值判断，或者把这种判断交给每个人，甚至每种文化，这就“意味着承认所有的价值都平等；而这又意味着，尊重一切价值、普遍宽容，乃是科学理性的命令”②。在这种境遇下，科学无法断定自己是好的，更不用说是最好的了。根本自由是唯一非假设的东西；其他一切全都立足于这个根本自由上。这就是存在主义告诉我们的，也就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这就是说，拒斥了追求普遍、永恒、绝对实在的形而上学，实际上又迎来了坚信每个个体是根本自由的另一种形而上学。它不再提供一种传统的根基，却提供每个人都与众不同、相互之间都面临深渊的新的根基。因此，“客观地看，最终只有无意义性、虚无。
在焦虑中可以体验到这种虚无……”③
如何避免现代人坠入这种虚无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