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牺牲是一种交换，甚至是有意识的、有预谋的交换。霍克海默、阿多诺用现代合理性理论解释希腊神话，在一系列神话中解读出十足的合理性来：“理性的支配形式需要利用牺牲”,“巫术对牺牲的集体解释完全否认了牺牲的合理性，但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就是一种合理化过程”;于是，“奥德修斯式的狡诈实际上就是一种被救赎了的工具技术精神，他让自己臣服于自然，把自然转换成为自然的东西，并在把自己奉献给自然的过程中出卖了自然”。②虽然作者没有说奥德修斯对神灵的信奉是纯粹为了利益、不是真信的话，但奥德修斯从不与神灵冲突，尊奉给定的各种牺牲仪式及其要求，“为此，他从形式上把这些仪式当成了自己进行理性决断的前提条件”。于是奥德修斯就成了后来的鲁滨孙：“这个离群索居而又诡计多端的人，已经变成了经济人(homooeconomi-cus)”,成了“贯彻了构成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而得以存活下来的资产阶级个体，甚至于，“奥德修斯就是资产阶级的原型”。③只不过，奥德修斯还不是现代普遍理性的代表，“他的理性必定是一种有限形式的理性，是一种例外形式的理性”④,与命运相辅相成的理性。
3.启蒙蕴含着野蛮：“野蛮和启蒙在合理性上只是一步之差”,而且，“原始神话中已经包含了欺骗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又通过法西斯主义的欺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①由于《启蒙辩证法》致力于揭示西方启蒙中本来就蕴含着的野蛮和欺骗等阴暗因素，一向被视为理性标杆的启蒙内在的情感根基得以沿着尼采开创的路径铺展开来，启蒙本是出于恐惧及其消除发展起来的一种理性主义方略。为了遏制、消除焦虑与恐惧，对引发恐惧的异在他者予以规范化(归之于理性模式之中)、以便在此基础上对其实施统治，是自苏格拉底以来启蒙文化成功发展至今的有效方法。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面对任何对象都能成功地实施这个策略。一旦如此，对异在他者的厌憎就可能被首选为实践策略。而厌憎至少可以衍生出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疏远、去近、推至足够的远处看不见为净的方式，达到转移、忘却的目的；二是遏制、打击、消灭的方式，力图干脆予以消解持续性衍生恐惧的异在他者。前者往往是在异在他者引发的焦虑、恐惧不甚严峻，一时找不到有效的驱除焦虑和恐惧的方略情况下采取的。而后者则往往是异在他者引发较为严峻的焦虑和恐惧，对主体形成迫切而持续性的生存压力，无法逃避，急于解除的情况。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是为了消解恐惧，都是为了建立对异在他者的统治性关系。一切的认知、体验、交往，都是出于恐惧、焦虑和确立统治性关系的必要性上，以便能使主体本身安然存在。在与他者建立非统治性关系的和解期盼中，这种出于焦虑、恐惧的统治性关系所具有的弊端得以更清晰地呈现出来。通过考察西方文明史最初的状况，霍克海默、阿多诺希望揭示出这种启蒙文化的初始就蕴含着残酷的统治性冲动。为了建立这种统治性关系，焦虑的主体对妨碍这种关系确立的异在他者有时就会实施**裸地打击、扼杀、消灭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中，隐含着明显的虚无主义力量。这种虚无主义力量不只拉低了主体价值追求的层次和境界，甚至直接残害生命个体的基本权利。这种自古存在并在当时的法西斯主义中得以体现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比尼采的上帝之死更为严重的虚无主义，是一种跟野蛮直接等同的虚无主义力量。而它，一直就存在于西方启蒙文化的初始处，会随着文明的发展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表现出来。《启蒙辩证法》揭露启蒙并非始于近代，也并非始于取代悲剧文化的苏格拉底，而是始于希腊神话时代，这是《启蒙辩证法》的特殊贡献。通过这种揭露，作者成功地向读者显示了，法西斯主义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东西，而是具有非常远古的根源和基础，“最晚近的意识形态也不过是最古老的意识形态的翻版而已”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