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启蒙已经走向了野蛮、统治他者客体、技术治国、数字和力量神话以及蒙骗大众等日趋盛行的不归路，世俗和经验的存在日益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那么,“反对超感性价值，否定它们的存在，取消它们的一切有效性”的虚无主义问题就会随之而来。由于在汉文化尤其是中国儒家思想中，超验性与经验性、人性与神性、“常”与“圣”、感性与超感性等被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没有像基督教文化中那样有巨大鸿沟；而且在从孔夫子到王阳明再到当代的发展进程中，这种联系似乎是愈来愈密切，远比从路德以至青年黑格尔派力图从现实的此在中，从世俗的当下之在中找到神圣的种子，从而在世俗此在中成就神圣的做法更为密切。借助“五四运动”以来反传统主义激进思潮的推动，使得这种否定超验价值的虚无主义就更加复杂了。
20世纪末，中国大陆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对改革的方向、目标和策略等关涉改革的重大问题，不搞争论，尤其是不搞理论性争论。这就促使思想退出了实践，也致使思想中隐含着的、约束当下经验现实的超验原则与理想弱化，甚至放弃对实践的约束。只搞纯粹的经济，不搞政治变革和理论论争。值得注意的是，不争论意味着不搞理论性的争论，其中包括拒斥不考虑实际情况的胡乱批评。很容易看出，这恰恰与阿多诺、霍克海默的精细反思倾向几乎完全相反。不过，我们感兴趣的还不是目前盛行的不搞理论争论、只讲求操作的做法，与《启蒙辩证法》施行的只讲求批判而不管是否握有操作方案的理论反思做法恰好相反；而这两种恰好相反的做法却在共同驱动着中国虚无主义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阿多诺曾指出，第一，贬低知识，匆忙要求实践，这种做法在封闭理论的同时，从目的论上来讲，它从自身方面也给自己规定了，它已经在自身中与错误的、也就是与压制别人的、盲目的甚至暴力的实践发生了关系。所以，出现鲁莽草率的行动“这种情况很可能与某种憎恨思想的情绪有关于这种贬低理论的态度有关，而这种态度发展到最后只能是贬低知识”。祛除理论思考的事务主义态度很容易变成非理性主义，变成“一种压制的和压迫的实践”。①第二，批判理论只是批判，没有发现因而也不能提供行动指南，哪怕是具体的实践策略也无法提供。但这不能因此就否定批判当下现实的意义。按照阿多诺的解释，“实践优先”的康德式观念决不意味着任何类别和层面的“实践”都具有优先的资格。具有优先资格的“实践”只能是“正确的实践”,而这“正确的实践”必须首先进行理性的或理论的分析。可以说，只是从最终目的的意义上说，“实践”才是优先的；而从操作的意义上，“理论”探讨才是优先的。看得出来，他对康德的这种见解很是欣赏。而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的策略是显然不同的。此时的中国也主张“实践优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优先的这种“实践”却绝对不是需要先进行理论探讨的“实践”,而就是经验状态的、试错性的“实践”。理论，特别是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往往只是在解释既成事实，而不是指导现实。一切都在探索和调节之中。按照西方思想的既有逻辑，这种状况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当然，探讨这种复杂现象的社会经济理论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关于“实践”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如何协调一致地促生和深化着中国的虚无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