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正是在整体性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连续性，即一种靠越来越严密的制度保证和加固起来的连续性，因此在卢卡奇看出资本主义的缺陷的地方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优势。他们把总体性与资本密不透风的制度严密性联通起来，视为一体化的存在体。正因为如此，他们坚决反对辩证法与总体性的内在一致，致力于辩证法与总体性的分割与脱离。在总体性所压抑、边缘化的那些差异、边缘性存在中，才存在着辩证法的希望。辩证法与其说是与总体性内在相关，不如说是与差异、边缘性存在内在相关。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眼里，力求通过总体性掌控的资本，总是力图消解、整合、控制在总体中那些边缘性的存在，使它们丧失自我转而服从整体的需求。因而，在整体中起主导作用的资本，就必然会把系统整体导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如果把这个方向解说成所谓必然的“进步”,那这个“进步”充其量只能是资本欲求的、仅适合于它的“进步”,而不是其他力量所希求的“进步”。因而，资本控制的意识形态所声言的“进步”,即被总体性绑架了的“进步”,对于辩证法要保护、依靠的那些力量来说，并不是真实的，反而是虚假的。传统辩证法与进步的必然联系，就势必被《启蒙辩证法》所淡化了，即使并没有被完全地否定。只有辩证法的自否定结构被保留下来，成为一种可能驱动“进步”的力量和象征。《启蒙辩证法》继承尼采的是，不再有注定的力量驱动“进步”,真正的“进步”是可能性、风险、创新，在有些情况下是牺牲、经历痛苦和磨难，而不是轻飘飘的享乐、保险，更不是麻痹、故步自封和自以为是。
其二，在资本的逻辑中，风险的承担日益与狭隘的利益能够连在一起，失去了更大的气魄与追求。我们知道，在尼采那里，风险的承担、创新的发生，往往与孤独、痛苦、被误解联系在一起。只有没有历史创造性的平庸者才拼命追求安全、保险、严密和物化的体系。因而，承担风险的能力是创新的象征，是有希望的象征。在尼采眼中，日益寻求密不透风的体系保护的资产阶级不断地丧失掉承担风险的能力，即使还存在，那也是为了小小的利益而存在的，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魄力。《启蒙辩证法》也常谈到风险，但那是资产阶级为获得丰厚利润所冒的风险：“奥德修斯所经历的风险，全都是充满危险的**，会把自我从他的正常发展逻辑中引向歧途。”①这不是尼采所谓超人所冒的那种风险。这种风险调动的理性是一种欺骗、狡诈，因而必然驱使这种理性类型的，是一种工具理性：“狡诈就是冒险的自我为了维持自身而丧失自身的手段。”②欺骗、狡诈，显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把奥德修斯当作资产阶级的自我看待和解释了。他的理性是为了获取利益。为了这种利益的获取，主体竟然要置对方于死地!所以，“那个敢于冒险的英雄，也将自身展现为一种资产阶级个体的原型，一种源自于自始至终自我确认的观念，然而，这种自我确认也具有它的古代模式，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不得不四海游**的形象”①。荷马世界是一个“显现了规范理性的成就”,一个“彻底砸碎了神话”的世界。“充满着航海人和商人的气息”②,充满着许多资产阶级满世界渴望发家致富的气息。
追求整体，丧失创新的勇气与能力，辩证法就可能与整体体系的控制、与系统日益严密的制度化运作联系在一起。卢卡奇、尼采分别对总体性、风险性的推崇，提醒着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辩证法要对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的存在高度关注，对日益严密的资本体系吞噬一切的强力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在这种高度关注和警惕中，辩证法才有光明的未来。对马克思、尼采、卢卡奇的整合，使得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为了保持辩证法的批判潜力和创造性潜力，放弃了启蒙理性必然导致进步的信念，也就是放弃了启蒙理性注定会导致进步的“必然性”特质，转而把这种必然性转换为可能性。即便是再现实的可能性，也是可能性，而不再是注定会怎样的必然性。马克思坚信无产阶级推进世界历史是必然的，无产阶级必将取代曾经起进步作用的资产阶级，继续在世界历史上有所作为，“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③。无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存在，而且，“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①。而尼采相信超人改造未来世界只是可能的，不是必然的。在尼采的眼里，哲人不能改变世界，只能改变自己，不能拯救世界，只能拯救自己。既不能改变、拯救他人，也不能被他人改变、拯救，提供改变自己和拯救自己，树立典范，引导人们。“这就是尼采的教诲，关乎自己的教诲，关于自己的哲学。”②《启蒙辩证法》显然更接近尼采的立场，把希望跟一种可能性(尽管这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关联在一起，而与必然、注定的立场(无论是必然被拯救还是必然堕落)疏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