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高度评价尼采，认为“尼采本人，就是自黑格尔以来能够认识到启蒙辩证法的少数思想家之一。正是尼采，揭示了启蒙与统治之间的矛盾关系”①。启蒙的情感根基、启蒙的欺骗性、启蒙的工具性、启蒙本身具有的压制他者生命的普遍性力量，以及其中孕育的虚无主义力量，尼采都有所揭示。这是启蒙本身具有的辩证性的突出表现，是启蒙辩证法的展示。在这里，“辩证法”是一个十足的肯定性概念，具有明显的正面意义。霍克海默、阿多诺用“辩证法”一词表达对尼采的这种肯定，尼采想必不会接受。因为这与尼采对“辩证法”的态度迥然不同。
尼采不但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坚定批评者，也是辩证法的批评者。“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对立在尼采这里并没有造成否定一个势必就肯定另一个的结果。作为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形而上学之所以受到尼采的批评，是因为，它把一种神圣的简单注入对复杂世界的解释之中，认定世界是一种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简单二分的世界。尼采靠这种简单二分，塑造出一个至纯的形而上世界。这个世界作为一种虚幻的想象，反映了缔造者内心对巨大、复杂、无法避免悲苦、顽强地指向强盛和崇高的世界的惧怕，或者对达致这种世界的无能为力。无力达致、无力持有，才导致了人们对至纯世界一步到位式、想象式的期盼和拥有，以及对能达到的那些东西的高度认同，或是对达不到的那些东西的惧怕。“形而上学”标志着对现实、复杂世界的单纯想象和再创造，标志着自己意志的弱小无力，标志着做出这种想象的主体的不自然和非现实性。
拒斥了传统形而上学，并不意味着肯定作为“形而上学”对立面的“辩证法”。相反，尼采把“辩证法”视为一种苏格拉底理性文化的东西，一种跟“形而上学”一样迎合底层民众、营造平庸性、远离高贵性的东西，一种工具性的东西，没有高贵、强大意志的东西；也就是一种建立在日神基础上，排除酒神精神，与走向了审美苏格拉底主义的欧里庇得斯戏剧(其“理解然后美”与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彼此呼应)相一致的理性主义方法。这种“辩证法”相信“只要万物的唯一支配者和统治者‘理性’尚被排斥在艺术创作活动之外，万物就始终处于混乱的原始混沌状态”,并由此力图以“清醒者”身份谴责“醉醺醺”诗人的立场。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谈到，理性成了本能、无意识的对立面，绝对的理性走向了对生命的抵制和反抗，希腊由此走向了颓废。“随着苏格拉底，希腊人的鉴赏力骤然转向偏爱辩证法：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首先，一种高贵的鉴赏力被战胜了；随着辩证法，小民崛起。在苏格拉底之前，在上流社会，辩证的风格是被人拒绝的：它们被视为低劣的风格，是出乖露丑。……一个人只是在别无他法时，才选择辩证法。……在苏格拉底那里，辩证法只是复仇的一个形式?”①苏格拉底—柏拉图一辩证论者就代表着小民、平民的鉴赏力和精神，代表着高贵品位的降低，崇高精神的泯灭。在此书的另一段话里，尼采写道：“辩证法的胜利意味着庶民(plèbe)的胜利……辩证法仅仅是那些绝望者手中的自卫手段；一个人必须要强行获得自己本身的权，否则，他不会求助于辩证法……犹太人是辩证论者，苏格拉底也是。”②显然，辩证法在尼采的眼里是退化的标志，是从高贵退化到平俗，意志力从强劲退化为一般甚至低下的标志，象征着“古老的雅典天数已尽”③。
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