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人们却常常放弃辩证法的开放性，把辩证法追求的东西凝固化。最常见的就是把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自由王国”理解为固定的、完美无缺的状态，一种有朝一日达到的什么也不缺、什么矛盾也没有、一切美好价值都毫无矛盾地融洽相处、一切问题都得以解决了、置于其中被完全享受的完美国度。实际上，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永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永远形影不离的关系。从来就没有一个绝对、纯粹的“自由王国”存在于唯物辩证法的尽头处，等待着人们买张车票坐上通往那个“理想国”的列车去享受一下，甚至远眺式地欣赏一下都不可能。如果可以这样纯粹、绝对地去设想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那真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思维。如果唯物辩证法的最终目标可以这样描述，那辩证法肯定是陷入了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之中了：辩证法去拥抱绝对、纯粹、固化的存在了。可惜的是，马克思的任何文本也提供不出对这种“形而上学”阐释的任何支持。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①,不是一种达到某种状况就停滞下来、就此维持住的状态。同时，他也强调“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②。即使具有了社会物质基础，达到了基本的条件要求，也绝不是从此之后一了百了、一通百通、从此万事大吉、无须努力和费力的，而是一刻也不能停滞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物质生产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③。把共产主义社会设想为完美无缺、没有任何矛盾的社会，以及相应地，把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理解为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和一种纯艺术性的创造活动，劳动的压迫性、消极性、痛苦性将不存在，在必然王国中的那些特性将被超越。这样的看法历来为马克思所反对。马克思指出过，即使劳动未来成为积极的、富有乐趣的、创造性的活动，也不会表现为消遣、轻松、随意的东西。相反，“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①。他批评傅立叶把未来理想社会中的劳动浪漫化为纯粹的消遣。他指出，劳动之所以是令人厌恶的事情，是因为它始终是外在的强制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绝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②显然，在马克思的眼里，任何社会中的劳动也不能是纯粹娱乐、消遣性的活动，都必须是严肃、认真的事情。而且，为了满足更多的人追求闲暇时间的需要，为了缩短劳动时间以增加劳动者自由支配的时间，劳动也必须是高效率的，需要打起精神、高效完成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未来理想社会中的劳动反而可能是效率很高、节奏很快、强度也很大的。在劳动者结束这种劳动进入自由支配的“自由王国”之前，他们总不免于一定时间内要在“必然王国”里从事这样的劳动。也就是说，“自由王国”对“必然王国”的依赖，“必然王国”对“自由王国”的奠基和支撑，即使不能说是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的，也起码可以说是每月、每年必定会发生的事。模仿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必然王国里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自由王国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自由王国就会坍塌掉的。
相应地，关于私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关于国家的消亡等，都应该杜绝这种极端、绝对的形而上学理解。正如伊格尔顿所说：“马克思本人其实并没有寄希望于一个乌有之乡。在他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并没有摈弃以中央管理的方式建立国家的理念。任何一个复杂的现代文明都需要这种方式。……马克思所希望的，是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能够消亡。”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