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教建构了一神论的“上帝”,把众多的异质性存在统括在一个“神”名之下，并全部归之于它，开启了对整全、绝对的坚定追求。霍克海默、阿多诺比尼采更加反感这样的统归，认定这样的统归里蕴含着对众多异质性存在生命的否定和扼杀，以及异质性存在权利的被剥夺。痛恨本来应以否定和批判为底色的辩证法却跟这样的神灵整合在一起。他希望使辩证法与这种神灵诉求脱钩，还辩证法以本来的面目，让辩证法走向正道。按照这种理解，黑格尔显然是在被反思和否定批判之列的。因为他重新让辩证法走向了对整全和绝对的追求，让辩证法面临走向极致的危险。黑格尔在此是该受到批评的形象。他呈现出了辩证法太多绝对的一面，相信总会有一种力量保证辩证法通过否定走向最终的真理。这种过度、极致的正面性塑造，显然是会导致走向自我否定性的动力和契机。而这种动力和契机反过来证明了辩证法的自我调适功能与力量，靠这种功能和力量，辩证法得以自我调适，向人们展示极端发展的恶果和可能性。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孕育辩证法的时候，它就面临着走向绝对、整全、纯粹理想的可能性。辩证法对“善”的不断追求既可以被理解为不可能直接达到的对纯粹、绝对的善的永恒追求，永远不可能达到一种极致的状态，也可以理解为它可以通过某种机制达到这种状态。辩证法刚刚在古希腊诞生时的“历史”观念还是地区史和轮回式的，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普遍史的内涵和不断进步的线性特质，所以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靠历史变迁的积累来达到纯粹、绝对状态的可能。一旦“历史”在现代成为普遍史和线性进步过程，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被整合进来，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无限的时空力量被理论地整合进辩证历程中来，这个辩证历程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和可能性空间。凭借这种能量，利用这种空间，辩证过程就会如虎添翼，获得无数瞬间的爆发，向纯粹、绝对的完美本质所预示出的那种形态靠近。一旦失去内在反思和批判精神，辩证法便可以通过这种普遍史和线性史的现代桥梁，得以穿过幽暗恐怖的本来不可能穿过的荒漠地带，得以成功地登上幸福的彼岸，却开始陷入绝对的迷思之中难以自拔。黑格尔就代表了这种绝对追求的现代版本。
黑格尔的“历史”以及通过历史得以通达的“绝对者”是对犹太教的这种“禁呼”的反叛和否定：它以“直呼”、光明正大的方式宣告对绝对的追求。在这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谈到黑格尔成功把具体形象转化为抽象符号的辩证系统，并走向对绝对者、上帝的追求。黑格尔实际上在有限性和无限性、假神与真神、谎言和真理之间开通了一条漫长的隧道，使得辩证法通往历史的康庄大道。由此，辩证法、绝对者通过“历史”得以勾连起来，从而辩证法对绝对者的追求有了广阔的历史空间。与绝对者的勾连，对绝对、纯粹而且是绝对、纯粹、严密无缝的理性主义的追求，构成“辩证法”一词的再一次负面使用。通过这种使用及其批评，由尼采肇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一步发挥的对“辩证法”的再一次“釜底抽薪”式的批评被展现无遗。
当人们不得不把这种版本与普鲁士国家相等同之时，青年黑格尔派的警觉和批评是自然的。马克思坚决反对辩证法的这种阐释和运用。他声明，辩证法只能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不能指望有朝一日历史能达到完美和绝对的程度，而一旦人们陷入这种幻觉，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所以，不仅是尼采，更早的马克思就已经充分揭示了辩证法的绝对化必然导致传统形而上学：一旦不正确地对待辩证法，它就极易蜕变为形而上学。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融通性，是马克思和尼采都直接、充分地意识到的，并自觉加以提防的。同时，尼采只是更直接、更明确地提出来并归之于苏格拉底理性文化，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则进一步把它界定为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起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