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启蒙辩证法》呈现的第一、第二种“辩证法”概念是相互适应的，且与仍在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积极辩证法存在着张力。两位作者如何在这种张力结构中运作，使得第一、第二种“辩证法”成功地转变成第三种积极的“辩证法”呢?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和思考的。
《启蒙辩证法》绝对没有以自否定、自悖谬作为结局。虽然国内学界对《启蒙辩证法》的解读存在很多关于启蒙已死、启蒙已沦落为欺骗和谎言，这些成了《启蒙辩证法》的启蒙批判的最终结论的断言。正像不少人把《资本论》第一卷结尾处的“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化，剥夺者被剥夺”的结论当作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最后的结论的做法很不恰当一样，有些《启蒙辩证法》的研读者把该书第一节最后的“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成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①当作全书的最终结论，也是非常不恰当的。该书最后结尾处的文字才是最终结论：“恐惧(Grauen)还依然存在，谎言还在昭然过市，顽固不化。尽管欺骗不允许任何可以揭露它的真理存在，但真理仍旧在竭力反驳的过程中展现出一种否定力量；蒙蔽要想一劳永逸地驱除真理，就必须彻底剥夺掉思考的能力。掌握着自身并发挥着力量的启蒙本身，是有能力突破启蒙的界限的。”②也就是说，它绝对没有断言启蒙已死，反而强调对陷入自否定、自悖谬局面的启蒙的自我反思和超脱，相信“如果启蒙没有对这一倒退的环节进行反思，它也就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了”③。强调自我反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启蒙自我反思自我解脱的信念。
这种信念意味着，辩证法有能力从自我否定的漩涡中自我解脱出来，能够从危险之路上自我折返回来，走上富有希望的自由大道。这是何原因呢?我想其原因就在于，辩证法一开始就富有两面性；能够在两个极端中自我折返。关键是及时给它这样的提醒，及时给它一个正确的助推力，把它扭转到正确的方向上。这不是外在的推动力，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内在推动力，一种靠启蒙者自身及时发现和及时助推的推动力。
如何从恐惧的基础和消极的自否定转向积极的希望和目标，是关键中的关键!
第一，理性批判的力量是首要的力量。分析与批判是苏格拉底理性文化的优秀特质，这样做能够解释隐藏着、潜存着的问题，通过揭示问题，使问题昭然于天下，问题就会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启蒙辩证法》对西方启蒙如此尖锐的批判，本身就是启蒙批判精神的象征和体现。话说得越重，意味着批判精神的分量越重。而这么重的批判精神揭露资产阶级启蒙内在的问题，也就意味着发现问题从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希望仍然存在。由此，对第一、第二种“辩证法”的批判，就是第三种正面的辩证法力量的表现，并在此意义
上成为第三种辩证法的构成环节。理性批判精神、方法是启蒙精神中不可忘却的重要内涵，它与总是致力于以标准的理性进行思考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不能否认，却应明确地肯定下来”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