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绝对和同一性的不懈追求，使得“辩证法”走向自否定、自悖谬。有的“辩证法”之所以会走向自否定，沦落为“形而上学”,那就是因为它不顾一切地追求绝对、纯粹、整全，只追求正面和积极的存在，而忘记了离开相对、杂多、部分，所谓的绝对、纯粹、整全就是根本不靠谱的，忘记了负面和消极的存在总是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正面和积极的存在。如果失去这种辩证智慧，只是立足于绝对、纯粹、整全、正面和积极的存在，极力掩饰与它们伴随着的存在，甚至有意取消和否定它们，那被掩饰和力图否定的东西就会浮现出来。这正是辩证法的客观力量所在，是客观辩证法不可避免的展现。尼采提醒一神论由于内在的恐惧而拼命追求建构一个密不透风的、绝对的理性主义体系，以此获得安全。最后尼采使得这个体系疯狂地面对异在他者实施掌控、宰制的策略，力图建构一气呵成的封闭系统。不过最后，不但建构不起来安全的系统，反而可能造就更大的不安全和更大的风险。按照尼采的看法，这就是基督教文明和进一步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文明所努力追求的主观目标和客观后果。表现在形式上，辩证法就会追求一种越来越严密、固定、封闭的形式体系，把各种可能引发挑战的存在者一概理性规划并纳入其中。这就势必泯灭辩证法的积极性，使辩证法走向本来追求的反面，制造一种自否定和自悖谬。
这里存在着消极的辩证法与积极的辩证法的明显区分。前者是批评意义上的辩证法，系指本是拥有崇高追求的辩证法，由于内在目的的缺陷以及对绝对的追求，却导向反面。还有一种正面的辩证法：理性批判的潜能，自我进步、自我解决面对难题的能力，是这种辩证法中固有的，也是更为主要的辩证法含义。
就前者来说，自否定的辩证法跟排中律、自我保存内在相关。压制他者、成全自己，作为自我保存的根本原则，是一种典型的排中律原则：二者只能选择一个，不是我生就是你生，你我之间是生死存亡的关系。人和物之间就是如此：物化、理性化的系统与人之间越来越对立。于是，课堂上的逻辑促进和认可着工厂与机关里的物化(Versachli-chung):“在课堂中由逻辑衍生的思考批准了在工厂与办公室中人类的物化。于是禁忌侵蚀了禁忌的力量，正如启蒙侵蚀了精神，而精神自身就是启蒙。”①抱着非此即彼的态度理解二者(如人与物化系统，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决定自己的行动，势必导致自我否定。本要排斥他者，反而可能成全他者，或受他者的支配。本是成就自己，反而陷自己于不利之中。禁忌侵蚀了自身，启蒙侵蚀了自身，造就了自否定的结果。这就是典型的启蒙辩证法：自否定的辩证法。人，资产阶级追求自我保存，自然也会自我保存。自然的自我保存或许更有力量，所以，“自然作为真正的自我保存，也被那誓言要放逐自然的历程给松绑了”,自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解脱，“无论是在个体还是在危难和战争的集体命运里”。个体命运中的自然是如此，集体命运里的自然也是。马克思和尼采都如此认定自然构成了人的根本基础，从个体角度看如此，从社会、集体角度看也是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理论，揭示的就是除了原本的大自然(第一自然)之外社会历史发展孕育出来的第二自然，一种类似于第一自然的一种新的自然：它同样在自我保存中，在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自发竞争中成长起来，最后招致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进程。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