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让全社会达到“真理”状态不但不可能，而且是很糟糕的一种想法。因为启蒙者声称的“真理”本身就不是无瑕疵的，甚至是不可靠的。用这种不可靠的所谓“真理”武装所有人，如果能做到，那极有可能是一种全社会的癫狂状态；而且打着“理智”“科学”旗号的癫狂状态难以避免完全陷入虚无主义。当它推崇的东西被质疑时，价值形而上学王国就随之坍塌了。这一点，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做了很深刻的分析。近代启蒙之中蕴含着的统治与残酷，情感的丧失造成的恶果，对陌生他者抱有焦虑和恐惧态度而引发的强化主体性的现代策略等，都可以与本文的观点相辅相成。可惜由于篇幅的关系，对本文非常重要的这一分析论证在此我们必须舍弃，而只能在另文中展开了。
接下来的结论就是：
第一，就哲思主体不断追求理性批判特别是自我反思来说，可以预设一个无限行进中的理性主体。就这个理性主体保持自我反思和永远处于尚未达到掌握了绝对真理而言的，并非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同时这个主体也就不是意识形态性的。但如果断定所有人都能通过启蒙成为掌握住真理的理性主体，都可以被真理武装起来成为合格的主体，那这就是十足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缺乏自我反思、掌握了绝对真理的理性主体就是意识形态的造物。
第二，既然无法使得所有人都能成为掌握了真理并由此只会训导别人而不自我反思的理性主体，那接下来的结论必然就是，处在被启蒙中的民众必然处于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中。如果认为民众由于接受他人的教化无法保持自我反思状态就认定他们的意识形态性质，那这样的意识形态就是必需的，是无法彻底消除也不能彻底消除的。因为这是维系共同体生活的一个必要部分。共同体生活的维持必须解构某种或某些神谕、意识形态假定与框架。彻底的启蒙必定会解构这些神谕、意识形态假定与框架，从而使民众暴露在质疑一切意义的虚无主义困境之中，消解共同体生活的共同基础。所以，彻底消除意识形态的思想与做法本身恰恰就是最疯狂的意识形态。把所有人的思想都变成完全由科学支配的，是近代启蒙的妄想，也是十分有害的欺骗，或者说，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十足的意识形态。
第三，柏拉图式的哲学启蒙给民众和哲人都留出了各自的自由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在互不妨碍的前提下，各自都可以追求自己的非意识形态价值与意识形态价值。哲人可以在民众不参与的层面上说出真话——当然需要一定的修辞艺术，要在某些场合用所谓“隐微的言辞”而不是“显白的言辞”去表达。在这种表达中，那些危害共同体律法秩序，以及自己还在探寻、自己也把握不准、无法作为普遍无疑的知识传授给他人的思想，是不能轻易地作为普遍知识启蒙给民众的。动不动就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剩下的事只是向他人传播，由他人接受，而不反省自己的思想是否真的那么确切无疑，那不但是颇具欺骗性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可能陷入可怕的疯狂与残酷，引发社会不良后果。对民众的启蒙必须审慎，要考虑知识、思想是否真实有效，要考虑接收者的状况以及社会效果如何。在某些情况下，民众也可以在有益于共同体律法秩序的前提下接受一定的意识形态，即虽经不起哲学理性的质疑、批判但却为共同体律法秩序所必需的思想体系。
第四，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的有无，就像葛兰西所说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意识形态的水平。问题的关键不是所有人都科学化，而是先进思想依靠传播变成民众的无意识。也就是说，关键是变成意识形态的思想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要把先进的思想变成意识形态，而不是把落后的思想变成意识形态。
第五，独白式的哲思主体仅仅在个体的意义上有益，如果把它普遍化至所有民众身上，不但最终无法做到，而且更糟糕的是因此将会导致对社会共同体的漠视，对他人的不关心。结果，这种独白主体的超然状态却可能对于良好社会秩序维系的改革有害。
第六，当然，这不是主张不讲科学意义上的是非，更不是无视是非，只关注利益及其交换，而只是不要只在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意义上，立足于哲思主体讲个人意义上的是非，要在社会共同体意义上关注社会的大是大非。
第七，根据对启蒙的这种重新认知，本文第二部分中所说的第一、第二层次上的现代自我“主体”,以及建构在其基础之上的各种主体主义思想，在维系社会必需的既定秩序的范围内也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这不仅是由于它的不可消除性，更是因为它对社会共同生活所起的创造性、维系性作用。对它的批判应保持一个历史主义的尺度和空间，不顾一切的单纯批判可能会导致有利于被批判对象却不利于本欲为之辩护的对象的悖谬地步——在我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少批判理论最后就走入了这样的尴尬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