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前者来说，它贬抑近代启蒙而推崇古代启蒙，或者确切地说，它推崇古代真正的启蒙，而质疑假的启蒙——这样的启蒙古代早就有过了，并在近代极度扩展开来。用刘小枫先生的话来说，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在雅典出现的这场启蒙运动，是游走于各城邦收费教学的新兴知识人群体——智术师(智者派成员)们发动的。“智术师热切推广以语言哲学为基础的哲学教育和政治教育，劝谕人们摆脱传统宗法观念的束缚。智术师们相信，社会生活所需的知识和美德，都可以通过语言哲学性质的智慧训练来得到。”②向大众传播真理，希望用真理武装所有的大众，然后就以为会随之出现一个问题迎刃而解、美好价值逐步充分实现的理想国，某种意义上在古代早就出现了。启蒙传布的是知识、自我意识、洞察力以及建立在这些东西之上的权力、意志，是对宗教习俗的蔑视与质疑，是神圣、神秘在知识和自我意识面前的弱化和消解。而反对启蒙的观点认为，“信赖神谕对于大众来说何等重要。因为大众无法区分出细微的差别，即神与以神为依据的阐释者”①。自我意识的局限、知识和洞察力达不到穿不透的存在，不受哲人影响的神对大众生存的不可或缺，则构成了反启蒙的强调重点。启蒙有无界限?启蒙者如何对待自己和他人?就是说，是否需要揭穿一切人信奉的、各个领域中存在的神灵，把一切人的一切存在都变成澄明的理性世界?以及，启蒙者教导他人的知识是否可靠，启蒙者自己是否获得了真正的知识，并因而只需传授、教训别人而无须反思自己，启蒙知识启蒙他人而无须启蒙自己?这些问题构成了启蒙的关键所在。更重要的是，雅典时期就存在的启蒙与反启蒙的争执，又在近代启蒙发生时承续下来。众所周知，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分化中，以理性、自我意识批判质疑一切“神灵”,包括宗教中的、政治生活中的、经济生活中的、个人生活中的，成了这一学派成员竞逐谁反宗教最彻底的基本指标。而激进地反对一切神灵，以至于影响到共同体的生活秩序，在古代就有过激烈的质疑。苏格拉底的死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反思如何设置启蒙的界限，使启蒙不至于因为过度而危及哲人的生存。不会自觉设置启蒙界限的古希腊思想流派就是智术师派(智者派)。古希腊的智术师所理解的启蒙就是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并自傲地兜售给大众，以此武装大众。而始于马基雅维利的近代启蒙就继承了这一逻辑与做法。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中，施特劳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启蒙者继续追随智术师的衣钵，致力于以掌握、占有了真理的先师自居面向公众传播、兜售自己的真理，启蒙民众，从而“将一个人的思想或者少数人的思想，转化为公众的观点，进而转化为公众的权力。马基雅维利与西方世界中政治哲学领域的伟大传统实行了决裂，他开创了欧洲的启蒙运动。我们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个启蒙运动，究竟是名实相符的启蒙运动，抑或它的真正称谓，其实应该是蒙昧蛊惑运动”①。就像索雷尔指出的，启蒙的目标其实就是培养一些“受到启蒙的人”,即对知识懂点皮毛的年轻的共和主义者——他们可以不懂古典语言与知识，却必须有普及化的、不必精深的科学知识，必须接受初等教育。狄德罗计算过，如果一个人不愿被一门无用的专业所限，学习几何学中一切必需的东西只需半年时间，余下的纯粹由于好奇。②当然，除了自然科学，还必须把社会性的观念、思想都科学化，形成社会科学知识并启蒙给民众，“把民众从幻想、观念、教条和虚构的事物等这样束缚他们的枷锁下面解放出来”,让科学可以支配整个社会生活。最早提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特拉西，他是在非常正面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就是系指观念、思想的科学化，然后用于改造社会世界，也就是知识与权力的结合。鲍曼指出，1795年成立的法国国立研究院所描绘的那种科学照亮一切的理想社会，就“是指哲人统治的社会”①。这个社会也正是试图把科学知识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理想国”,而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科学知识也就是“意识形态”。出于构建这种正面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社会观念、思想的科学化及其传播给大众，形成改造社会的力量才是最终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