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思想脱胎于周人的宗教天命观，在后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周人以“小邑周”灭了“大邑商”之后，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在宗教观念上进行了变革，一是提出天命靡常，认为“天不可信”；二是突出了民的地位，主张敬德、保民。原来在殷人的观念中，天乃神秘的外在力量，是历史与命运的主宰，它赐予并决定人世王朝的统治权力和政治寿命。当初殷人灭夏，就是遵行天的意志，“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同上）。殷人获得天命后，便会受到天的恩宠，并长久地保持之，“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尚书·盘庚》）。所以当纣王身陷内外交困，不是及时自我反省，而是感慨，“呜呼！我生不有命于天？”（《尚书·西伯戡黎》）周人汲取了殷人的教训，不再一味地依赖天命，而是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注：文王）德延”（《尚书·君奭》），天不可能长久地眷顾一族一姓，天曾降命、眷顾于夏人、殷人，但因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所以，“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只有像文王一样地敬德，才能保住天降于周人的大命。可见，获得天命的关键在于敬德，而敬德又主要体现为保民。在周人看来，“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尚书·泰誓》）。也就是说，天赋予了君管理、统治民的权利，但这种“为民之主”的政治权利又主要体现为“保民”“佑民”的责任义务。这是因为“惟天惠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天是民意的代表，是根据民意主张、行事的。既然天惠顾、同情民，那么，天所选立的君主自然也应该根据天的意志——实际也就是民的意志来进行统治，否则，便得不到天的认可，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