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等儒家学者不仅是儒家政治理念的倡导者，同时还是其积极的实践者。不过从孔子开始，儒家不是自己建立组织，并依托此组织以伸张其思想主义，而是选择了“仕”，希望通过出仕将其思想主张贯彻到政治实践中去。这样，儒家与当时的政权、执政者之间便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依附关系。儒者一旦进入官场，便已不是纯粹的士子、读书人，而成为一臣子，与君主之间存在着“君臣之义”，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故孔子主张“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要求“事君尽礼”（《论语·八佾》），“事君以忠”（同上）。对于君，亦抱有极大的敬意：“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论语·乡党》）不过，儒者选择仕，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禄，而是“行其义也”（《论语·微子》），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念与人生理想，故在“君”之上，他们还安置了更高的“道”，以道为人间的价值原则和政治理想，而自视为道的维护和实践者。在君与民之间，他们亦不因为受雇于前者，便无条件地为其俯首效忠，而是自觉地以民众利益代言人自居。所以从孔子起，便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要求“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体现了“以仕行道”的价值取向。
不过儒家的政治选择，也使其陷入一种不可避免的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虽然遵循“不仕无义”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出仕来改造“无道”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现实，但另一方面，“以仕行道”又必须以“得君”为条件，如果昏君当道，明主不遇，不仅“行道”无法实现，自己的人格乃至生命还会受到威胁和伤害。面对这一困境，孔子提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在“仕”之外，又保留了“隐”，主张“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仕”是积极意义上的推行、实现道，而“隐”是消极意义上的坚守、维护道，故“行道”才是儒者的最高目标和理想，而“出仕”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已；如果“行义”不得，宁可“隐居”以保持意志的独立，亦不可为了利禄而放弃儒者的原则与理想。做不到这一点，便不配做一名儒者，便会受到孔门的抨击和讨伐。“季氏富于周公，而求（注：孔子弟子冉有）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正说明了这一点。不过，“隐”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出仕”与“行道”之间的紧张，使儒者在“行道”不得时，可以暂时从官场中脱身而出，以不合作的方式维护人格的完整，同时表达对执政者的抗议，但它终归是在消极的意义上寻求解决之道。更重要的是，如果“出仕”是为了“行道”，而它本身又必须以“天下有道”为条件，否则只能退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矛盾，也是“以仕行道”需要克服的局限。所以当“天下无道”时，儒者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选择，仍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