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义利之辨”之所以在儒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因为涉及伦理学上道德与利益这一普遍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关涉政治学上权力与正义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政治权力（包括制度与行为）是应追求公正、正义，还是物质利益。孔孟等儒者认为，政治权力当然应当首先追求“义”而不应是“利”，但其所谓“义”实际又落实于民众的“利”，认为凡符合于民众的“利”才是真正的“义”。反之，若只是为了少数执政者的“利”，则是不“义”，故“义利之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公利与私利之辨。《孟子》开篇的一段文字，对这种关系做了生动的说明。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这段文字被置于《孟子》的开篇，可能不是偶然的[11]，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趋“利”若鹜，而孟子却独树一帜，倡导仁义的反映。孟子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此语被后人做抽象理解，成为儒家“重义轻利”的罪证。但问题是，孟子“何必曰利”的“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利，而是具体的利，实际也就是梁惠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的“大欲”，是一己之私利。孟子认为如果执政者都追求这种利，“天下交征利”，那么，必然发生弑君、篡国的悲剧，危及到公正、正义与政治秩序。更重要的是，这种“利”乃是君之利而非民之利，是利于君而害于民的。“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所以为君的关键在于仁义，如果君主不向往道、志于仁，却为其“辟土地，充府库”，那么实际便是在帮助桀纣，只能算是民贼而已。对于他们，最好的选择便是“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里的“仁义”既是一种道义原则、道德品质，同时还关涉着天下的公利，包含着对政治正义性的思考。《孔丛子》中子思与孟轲的一段“对话”，对义、利的这种关系讲得更为清楚：
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
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义，固所以利之乎？”
子思曰：“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孔丛子·杂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