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成为道德的基础，不仅仅是指恐惧外物，更是指恐惧对秩序、安定构成可能性伤害的那些品质与本能，恐惧它们受到赞扬。为了维护秩序、安定，那些有危险的品质(如冒险、孤独、个性)与本能就会被视为不道德的。道德与不道德的评价，是从维持和保证秩序的角度出发的。也就是说，道德确定的基础不是什么崇高的东西，而是非常实用的一种考虑。这样一来，“如果可以完全消除危险、消除恐惧的原因，那么道德也可以被取消了：它不再被人们所需要，也不会再认为自己是必要的了”②。基督教意识形态中的恐惧元素，拒斥了造就伟大、崇高的那些品质，使得恐惧、同情都可能成为躲避伟大的原因。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只有超越恐惧与同情，才能到达成为永恒的喜悦：狄俄尼索斯式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同情，不是为了借助激烈的发泄，让自己从一种危险的情绪中得到净化——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么理解——相反是为了，超越恐惧和同情，成为生成之永恒的喜悦自身……”③
希腊人的宗教本来是高贵的。在那里，非常高贵的人心怀感激地站在众人和生命面前。后来，基督教就开始迎合和反映下层民众的品性。在尼采的眼里，恐惧成为宗教隐匿的情感根基，它是与一种特殊的、创立者不够崇高的、能力不够强大的宗教直接相关的，并与下层民众的孱弱和无奈(但又以虚幻的形而上学冒充高大上)脱不了干系。这样的“恐惧”似乎是对强者的恐惧，对造就强者的那些品质和能力的恐惧。①
于是，基督教文化对固定、保险、严格秩序的追求，就开始与科学—理性文化对必然秩序的追求内在一致了。尼采在这种文化精神中读出了一种保守、求稳、按部就班、不敢冒险、无法承受永恒生成世界带来的压力等基于平庸的倾向，读出一种因为害怕把引向成功的冒险、战斗、高贵、个性、不合群、进取、丰溢等品质而视为引发痛苦的品质，甚至将它们判为“恶”,而把减轻痛苦的品质，如同情、卑谦、顺从、宽恕、友善、耐心、怜悯等视为“善”的颓废与平庸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文化在逐渐地消融于偶然、不确定和突发事件引起的害怕中，使得“一种充满安全感、相信规律和可预见性的状态将成为可能”②。随着规律和可预见性世界的日益成型，“文化的全部历史体现了对偶然事件、不确定事件、突发事件的惧怕的减少。文化恰恰意味着学会预见，学会思考因果关系，学会先发制人，学会相信必然性”③。
所以，当下层民众在宗教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恐惧(Furcht)也就在宗教中蔓延开来——这便为基督教的出现准备好了条件”①。宗教在民主制下却成了一种低级的东西，失去了高贵性。对此，朗佩特解说道：“对基督教而言，最重要的转变莫过于希腊宗教在民主制下发生的转变，即从一种高贵的感激向大众的恐惧转变；这场转变最终之所以能成功地导致大众宗教，在尼采看来，责任最大的莫过于柏拉图。……荷马的宗教出于感激，以一种高贵的姿态站立在自然与生命面前，产生了迄今为止人类最高的艺术成果和智识成就。而柏拉图的宗教则基于恐惧，奴隶般地屈服于某些被发明出来的超自然力量，最终导致欧洲人沦为一种亚洲宗教的猎物，这种亚洲宗教要让整个人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救赎之神面前自我否弃。”②
显然，尼采笔下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之前的希腊宗教并不是这样的。荷马绝不会像霍克海默、阿多诺所说的那样因出于恐惧与焦虑而艰难地走上返乡之旅，西方文化也不是一开始就出于对异在他者的恐惧而力图牢牢地掌控住它们。尼采不会像《启蒙辩证法》那样把恐惧、仇恨归于西方文化的开端，而只是把它与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后来的低俗化、低级化联系起来。他明确指出，“因为恐惧——是我们的一个例外情形”,“我以为，勇敢才是人的整个史前历史”③。尼采推崇荷马，赞赏他早早开始了泛希腊化，希腊人由此得到了精神自由和人性自由，这是他的贡献，也是他的过失：“但同时，这又是希腊文化真正的厄运，因为荷马的集中化导致了肤浅化，消解了相对严肃的独立本能。”①尼采对荷马既有赞赏又有担忧，他看到“所有伟大的精神力量都是既有解放作用，也具有压迫功能”。不过，跟后来的基督教和科学—理性文化相比，荷马还是高贵的，因此不能把他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对人施行暴政的是荷马，还是《圣经》,或者是科学，这当然是有区别的。”②在《启蒙辩证法》中，这种重要的区别消失了。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直接成了“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③。
对于写作《启蒙辩证法》时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而言，虽然他们还保持着对普通民众的同情，但奥德修斯身上的伟大、高贵被消解之后，非但没有导致他们对普通民众的期待和信任，反而加深了对下层民众能力的质疑，并认定他们仍会笃信大人物所打造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异常容易获得的廉价快乐和悲苦以及即时得以释放的文化工业，民众更难以拒绝。在他们的眼里，民众会在这种难以拒绝中失去历史主体的身份和能力，成为文化工业的俘虏。在这方面，他们受尼采的影响甚于马克思，他们的观点最后也更接近尼采而区别于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激进主义批判(马克思)和保守主义批判(尼采)的两种批判思潮中，两位持激进立场的作者却明显地更趋向尼采。尽管在从恐惧视角批判性地解释西方传统时他们与尼采的着重点不同(尼采着重于基督教，而他们着重于启蒙理性),但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的观点显然更得益于尼采。他们的精英主义倾向更接近尼采，而截然不同于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