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诞生时上帝的效力远比不上尼采时期，而科技理性的效力却正好相反。所以，与《启蒙辩证法》更关注启蒙理性传统对恐惧的克服，尼采在基督徒那里发现了无力承担恐惧、悲苦，而转向虚构一个简单形而上学来确立必然秩序，并替自己承担悲苦的典型例证。在他看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失败，无法拥有现实世界的原始基督徒就会虚构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随自己心愿的、纯粹的“上帝”作为世界的根基和掌控者，以为只要自己献身于它就能拥有它，并以此获得安慰，获得意义的奠基，获得根据和希望。实际上，他们把这个世界设想得越超脱、越不沾染一丝杂质，就越反映出创作者内在的虚弱和一无是处。在尼采看来，保罗派的基督教之所以要如此解释世界，是因为他们满怀恐惧。形而上学虚构是化解恐惧的一种文化创造，“作为柏拉图式宗教的基础，恐惧扮演了根本的角色”。尼采认为：“人们满腹狐疑地对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怀有深深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迫使人们许多世纪以来，对存在作出了宗教上的解释。”②可是，希腊以前的宗教并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感激和正义。出于恐惧的宗教是大众宗教。
对熟悉的生活共同体之内的人，施以爱，对不熟悉的陌生他者则抱有恐惧、惧怕、恨，这是大众宗教信奉者的常见之事。在尼采看来，这其中对邻人的恐惧重要于对邻人之爱。尼采认为，在社会组织建立起来、能抵抗外部危险之后，“正是这种对邻人的恐惧再次为道德评价提供了新的角度”①。蛮勇、报复心、贪婪、统治欲等，这些强烈而危险的本能，似乎对社会有用，因此经常被培养起来，助益群体强大，“以应对社会面临的危险和敌人”,“然而，现在这些本能被认为具有双倍的危险，因为缺乏转移这些本能的渠道，于是它们逐渐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任人诽谤”,这更说明了，“恐惧再次成为道德之母”。②我们对道德的建构感到恐惧，是因为我们恐惧蛮勇、报复心、贪婪、统治欲这些强烈而危险的本能的危险性，不能很好地控制它们，我们才认为它们不道德。我们视为不道德的东西，不是本质上就不道德的东西，而仅仅是我们害怕的东西。是我们内心不够强大，是我们自身内部的原因，才导致了我们对这些行为的不信任。问题不是出在这些行为上，而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才把有利于现存秩序的那些东西视为道德的、善的。在这里，道德和善始于既有秩序的维护，与承担风险的能力的缺乏，与内心的胆怯和弱小直接相关：“崇高的独立精神、独立的意志、甚至强大的理性，都被视为危险；因此，任何使个人从群体中脱颖而出、从而对邻人形成威慑的东西都被称作‘罪恶’;而公正、谦虚、顺从的心态以及适中的愿望，将得到道德方面的名号和荣誉。……任何崇高而坚韧的高贵和自我依赖都会惹人生厌，引人怀疑；而‘羔羊’,尤其是‘绵羊’将获得人们的尊敬。”①
根据朗佩特的看法，这里的恐惧是指对稀世之人的恐惧：过度安定的社会环境不需要这种人的品质。这些品质会带来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