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认定西方“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Furcht),树立自主”,可是，针对具体目标的恐惧或许可以摆脱，隐秘而又没有具体目标的焦虑却无法摆脱。所以，最后的结论是，“启蒙就是彻底而又神秘的焦虑(Angst)”①。把启蒙的情感基础视为恐惧与焦虑是从尼采那里继承来的见解。
面对复杂而不断生成中的世界，人难免恐惧与焦虑，更难免感到挫败与悲苦。但如何对待这种恐惧与挫败，如何应对因此产生的焦虑与悲苦，却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理想，更反映了不同的意志强度和向度。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就根据对恐惧和悲苦的态度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借知识和理由而免除死亡恐惧(Todesfurcht)""妄想知识可以治愈生存的永恒创伤”并最终导向科学理性的苏格拉底文化②,以及艺术文化、悲剧文化。“赴死的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借知识和理由而免除死亡恐惧的人，其形象是科学大门上方的一个盾徽。”③苏格拉底文化崇尚一种“理性主义方法”,相信“只要万物的唯一支配者和统治者‘理性’尚被排斥在艺术创作活动之外，万物就始终处于混乱的原始混沌状态”④。站在这个立场的欧里庇得斯于是就力图以“清醒者”身份谴责“醉醺醺”诗人的立场，以为理性就是秩序和美的源泉。这种文化与“被眼前飘展的诱人的艺术美之幻幕包围住”“通过想象来战胜对俗界的难以形容的厌恶”①的艺术文化一样，都无法直面生命中的悲苦与恐惧。只有“求助于形而上的慰藉，相信永恒生命在现象的漩涡下川流不息”的悲剧文化，才不会被恐惧击倒。
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认为：“恐惧是人类原初的情感，所以，从恐惧(Furcht)出发，可以解释一切，原初的罪恶和原初的道德。”②从恐惧出发可以解释基督教，也可以解释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因为“这种古老、长久的恐惧，最后精细起来，变成宗教(geistlich),变为精神(geistig)——我想，如今这便唤作：科学”③。这个很容易让人跟《启蒙辩证法》联系起来的这一思想，一直贯穿在尼采思想之中。基督教传统中隐含的恐惧克服策略，与启蒙理性传统中营造的恐惧克服策略，都受到尼采的高度关注。力图主宰自己，但品质与能力又缺乏的“主体”,面对异在他者引发的忧虑与恐惧如何成功地化解呢?尼采指出，伴随着陌生之物的是危险、不安、忧虑——第一个冲动就是消除这种令人难堪的状况。科学—理性文化就试图给予一个解释：最好的解释就是因果、必然性解释，以便使那陌生、令人忧虑的异在他者世界变为遵循严格必然秩序的世界，不会贸然危害我们。于是，尼采认定：“原因的冲动，也就是由恐惧感决定和激起。”①可见，必然性、秩序性的建立在科学—理性解释中是关键所在。与此类似，基督教的解释也在塑造一个稳固、必然的秩序世界。只不过它不是由科学家发现的必然规律支撑和确立的，而是由存在于信徒心中的上帝支撑和确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