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看来，这样对待他者和自己的主体肯定是不健康的，这种做法甚至略微夸张地被认为是一种偏执的病态的做法。力图占据中心地位、支配对手的那个主体，实际上是个偏执狂。因为在这种主体性哲学看来，世界上唯一可靠的就只有主体自我；只有把自我投射出去，才能谈论所谓的“世界”(视界)。世界由此要么是自我的表现，要么就是自我的塑造，没有其他可能。在经验形态上，就操作过程来说，并不是每个经验自我都符合这样的主体性规定。启蒙就是启发每个人的内在自我，使之成为理性主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验自我达到主体性的水准要求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的顺序必定有先后。先进者之于落后者，自觉主体之于懵懂愚昧者，更不用说人作为主体之于永远也不开窍的自然，都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在这些关系中，“主体都占据着中心地位，而世界只不过是为主体的癫狂提供了机会；世界变成了将一切事物投射其上的软弱无力或无所不能的总体概念(Inbegriff)。偏执狂(Paranoiker)在牢骚不断中表现出来的反抗力量，只不过是毫无还手之力的结果，是时刻周缠其身的空虚”①。显然，主体的这种偏执的支配性品格，令人想起当时成为两位作者心头大患的法西斯统治者。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偏执狂”的说法无疑具有某种夸张的特点。但我们只要不太在意这种形式上的夸张，就很难否认两位作者对现代主体的洞见。自然，他们并不认为法西斯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把这种不健康性看作内含于现代主体性的基本结构之中的基本事实，这种事实普遍地存在于现代主体性之中。法西斯的出现就是这种不健康性发作的结果而已。
看来，在疏远他者、猎取和支配他者的现代主体性之路上，现代思想已经走出了很远，并且到了很危险的程度。这样的主体自我势必是一种抽象自我，是应有的宽容尊重、平等、自信等美好品质都被抽象掉了的偏执主体。从基本情绪的角度看，不健康的这个主体自我，有以下三点基本特征：第一，被抽象掉了特殊性和个性，成了同一性的并因而是抽象的主体；第二，客体也是自我的某种投射，作为主体自身的表现和塑造物，客体充分体现了这种主体性衍生出来的没有生命、冷漠无情、严格合秩序、服从性等特质；第三，强烈的支配欲望。于是，主体自我的最高目的是自我持存，而他者都是自我持存的基础与手段。在这种支配欲望的背后，存在着可怕的冷漠，极度自傲反映着它的软弱，更直接地反映着自己缺乏“深层的爱和充满和平的自由”。
既然现代主体性问题这么严重，那该如何拯救呢?正如马丁·杰所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乐于破坏传统的自我却又不提供详细设计的替代模式，这一遗漏后来使法兰克福学派的信徒如哈贝马斯颇为烦恼”①。其实，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并非没有提供解决思路，只是没有提供具体的方案而已。在我看来，两位作者在《启蒙辩证法》中提供了一种解决现代主体性问题的基本原则、思路。后来的哈贝马斯提供了一种交往主体性的方案；而在批评主体的支配性、主体与权力统一方面跟霍克海默、阿多诺同路的福柯，那个说如果早看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著述“就不会说那么多的蠢话，绕那么多的弯路”的福柯，晚期也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在这三个思考中，我觉得福柯的反思最为深刻。哈贝马斯声称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思路仍然停滞于意识哲学的困境之中，由此两位前辈的思路不但可以被替代，在主体性问题上也基本上可取消其研讨价值。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方案革除了沿着基本情绪之路向探究启蒙主体性的希望之路，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退步，并封闭和消解了《启蒙辩证法》打开的洞见天地。这种做法非常轻率，也早已遭到重思主体性的中青年学者的批评。由于国内多次讨论哈贝马斯的方案，在有限的篇幅内我们不再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