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纳斯维护一种放弃了自身自由的主体。他在《整体与无限》的序言中写道：“本书于是被表达为对主体性的辩护，但不是在它以纯粹自我为中心对抗整体性的层次上，也不是在其在死亡面前的焦虑的层次上把握它的，而是将其理解为无限观念的基础。它进而在整体性和无限性观念之间进行区分，并肯定了无限观念的哲学优先地位。”[149]他同时表示：“本书把主体性表达为欢迎他人，表达为好客。它融入无限的观念之中。”[150]传统的主体哲学要么将一切东西作为知识对象整合在我思中，要么将一切东西的意义归因于孤独的自我实存。但在列维纳斯看来，我们无法从整体上思考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也无法将他人与自己同化，因为他人代表的是无限。整体性的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极权主义倾向，它力图消融他人的绝对他性。他坚持认为，主体间性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于整体性的社会性，它建立在对他人负责的伦理关系基础之上，而所谓主体性就意味着责任。
胡塞尔已经谈到责任，这是对真理负责；海德格尔谈到了本真性，这是对自己负责；萨特认为个体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负责；梅洛-庞蒂要求自己和他人一道为共同体的命运负责。列维纳斯把责任理解为对他人负责，对不属于“我”的行为负责。“我”应该对他人负责，甚至把他人的责任归到“我”的头上。这是一种超越于“我”之所为的责任。主体性不是一种为己，而是一种为他。他人作为无限是在“我”之外的，只有在对他人负责时，“我”才能见证他人，他人才会实质性地向“我”靠近。从无限的观念出发，这种伦理关系表现出一种不对等、不对称。主体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对称”关系，而不是“相互关系”。这意味着，“我”对他人负责，但并不因此要求他人对“我”负责，“我”服从于他人，并且成为这种意义上的主体，所谓“主体性在把对他人负责归于自己直至替代他人的运动本身中被构成”[151]。于是作为主体就与作为“人质”无异，“我”为了他人而被抵押，为了他人而献出生命，但并不因此要求他人为“我”做些什么：“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中，为了保证我的意图的纯粹性，我必须认为这种关系是非齐一的。”[152]与此同时，见证无限表明主体始终都得担负责任，“我”永远免除不了对他人的义务，这是来自神圣的要求。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人能够说：“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义务。
责任是不能让渡的，没有人可以代替“我”。无限并不自动呈现，只有对他人负责的主体才能够见证无限。由于这种情形，列维纳斯显然不会取消主体。他表示，“为他人并不是对自我的否定，并没有沉没在普遍性中”，这是因为，“超越是对一个自我的超越，唯有一个自我能够响应一个面孔的命令”；当然，主体的性质已经改变了，“自我因此保留在善中，它对系统的抵制没有表现为主体性的自我主义的叫喊”[153]。自我丧失了中心地位和主动性，而“主体性成为一种比任何被动性都更被动的被动性”[154]。主体不再是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而是某种服从于超越和无限的力量，“善给予主体性以不可消除的意义”，而“自我”或者说“在责任的泪水和微笑边上所呼唤的人的主体”不是“自然的一个化身”，不是“概念的一个环节”，不是“在我们旁边的、神显的存在的表示”，这并不“涉及确保人的存在论尊严，仿佛本质对于尊严就足够了”，相反的是要“起诉存在的哲学的优先性”，要“根据超出和不及来进行自我拷问”[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