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此在形而上学”来表达包括当代法国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当代哲学的基本样态。我们承认，在诸如“哲学终结论”“拒斥形而上学”之类的喧嚷中，依然谈论或维护某种形式的形而上学似乎不合时宜，但用“反形而上学”或“非形而上学”来概括我们所说的后期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也确实不那么恰当。应该说科学主义思潮一度有比较明显的“反”形而上学倾向，但后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至于有人断言，在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中，“形而上学已经恢复了它的中心地位”[1]。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心智哲学的普遍关注表明，当代分析哲学要完全摆脱传统是不可能的，因为“心身关系问题”乃是“存在论问题”[2]。而在人本主义思潮中，最基本的情形是对形而上学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与“解构”，它们大体上可以被放在康德意义上的“批判”的名下，其出发点不是置形而上学于死地，而是重新清理形而上学的谱系，发掘其更为丰富的内涵，从而始终与形而上学藕断丝连。如此说来，形而上学并没有终结，而是以某种或者说某些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
我们不妨主要从人本主义思潮的角度进行一番清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还原、解构和建构为其环节，它为我们展示了形而上学的丰富内涵，尤其揭示了主体形而上学的秘密。从“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这类话题来看，他确乎在告别形而上学；而从他认定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是“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3]来看，他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存在与存在者区分的思想仍然是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最后一位柏拉图主义者，而德里达却说，“显然，人们对于海德格尔本人，对于弗洛伊德，以及其他一些人，也都可以这样来看待”[4]。德里达要把形而上学这顶高帽也赠送给海德格尔，这并非出于偶然。确实，他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置于形而上学的边缘：他们都在进行某种告别形而上学的尝试，但却始终与之有着剪不断的牵连，因为“现象学批判形而上学就其实际而言只是为了恢复它”[5]。列维纳斯也认为海德格尔没有摆脱形而上学，他在谈及后者对于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时表示，“海德格尔在欢呼在场形而上学终结的同时，继续把存在看作是即将到来的在场”，而且此在概念也意味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共同在场”[6]。
萨特同样没有摆脱形而上学，因为他的哲学出自对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人类学读解。德里达在谈到萨特时表示，“就它描述人的实在的结构而言，现象学存在论是一种哲学人类学”，不管“这种海德格尔—胡塞尔—黑格尔式的人类学”相对于“经典人类学”有多么明显的断裂，“一种形而上学的亲密性并没有中断”[7]。萨特确实没有摆脱形而上学，他在批判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的同时，恢复了黑格尔思想中的“在己”与“为己”，以及“为我”与“为他”的二元对立。但是，德里达本人是不是远离了形而上学呢？他的解构思想与传统形而上学依然有着牵连，这种关系可以用“边缘或过渡”（limite或passage）[8]来表示。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过渡（度）关系，一种倾斜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正面关系。德里达至少还停留在“哲学的边缘”或者说“形而上学的边缘”。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明白德里达的基本立场：“一方面强调瓦解形而上学的那种必要性，另一方面强调无须否定哲学，也无须去说哲学已经过时。这正是困难的来源，我一直就处在这种困难之中，（我承担，而且也接受的）这个困难就在于解构哲学又不瓦解它，不要轻易打发它或剥夺它的资格。我一直没有间断地处在这两极之间。”[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