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把权力问题与合法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扩大理性的政治权力”，确立理性的主宰地位、合法性地位。但从19世纪开始，哲学开始论及合法性的危机，即对理性的极度权力提出疑问，要求对政治合理性的极度权力保持警惕。针对这种情况，福柯问：我们是否应当审问理性？他的回答是：“在我看来，没有比这更无效的了，首先，因为这一领域与罪或无罪没有什么关系；其次，因为把理性作为非理性的对立面实在是无意义的；最后，如此审问会把我们拖入这一陷阱，扮演任性和讨人嫌的角色：要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要么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29]在他看来，无论对理性及其合法性表示赞成还是反对，实际上都受制于传统策略，因为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后者不仅不会动摇理性的地位，有时反而会强化其合法性。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考察合法性的基本思路：首先，不把社会或文化的合法性作为整体来研究，而是在多个领域内分析合法性的进程，每一领域都根据一种基本的经验，例如，疯癫、疾病、犯罪、性欲之类；其次，合法性是一个危险的词，当有人试图让某种东西合法化时，主要的问题不是考察它符合还是不符合合法性原则，而是要看他利用的是哪一种合法性；第三，即使启蒙运动是我们历史上和政治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了理解我们如何陷入我们自己的历史中，我们还得追溯更远的进程。[30]
这种思路使我们认识到，合法性不只有唯一的形式，它有许多特殊的形式。于是，对合法性整体提出疑问是无用的，而应当拷问各种具体的权力关系是如何合法化的。统治的施加，总是利用某种类型的合法性，但它并不一定就采取暴力方式来实施。正因如此，抵制和反叛权力形式的人不能够仅仅满足于责难暴力、批评制度。我们如果满足于从整体上批判、满足于批评制度，就会掉入合法性策略的陷阱之中，使自己成为这一策略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元标准存在，并据此来评判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相反，我们应该对具体权力关系是如何合法化的进行分析，也就是要揭示各种合法性的真相。对其历史与现实的追问，有助于表明某种东西取得合法性地位并非理所当然的，相反这种合法化具有偶然性、任意性。比如，通过追溯精神病学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客观”而“人道”的学科实际上有其不光彩的历史，他者在它那里始终是其任意摆布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