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模式明显过于简单，但却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福柯最初也依据这一模式进行分析，并因此看到的是理性的绝对地位及其对作为他者的非理性的绝对压制。在现代社会中，话语的生产（因而知识的生产）都依据于一定的步骤来控制、选择、组织和调整。这些步骤的作用就在于削弱话语或知识中的异质力量和危险，在于应付偶然性，并使之符合理性的规范。理性主要采取如下一些排斥规则：禁令——禁止谈论某些话题，或者禁止某些人谈论这些话题，等等；分化与拒斥——将疯子与神智健全者区分开来，前者受到拒斥；求知意志——将真与假对立起来。其中第三种更为重要：“在禁令、疯癫的分化和求知意志这三大影响话语的排斥系统中，我对第三个谈论得最多。正是为了通向它，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断地产生出前两者。”[24]也就是说，求知意志的排斥功能尤其值得注意，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一切排斥最终都是以真理和科学的名义进行的。正因为如此，福柯并不关心客观的知识或真理，他试图发现的是知识和真理旗号下的权力机制。
从表面上看，求知意志似乎摆脱了任意性和偶然性。我们总是以为自己在追求客观性，并且总是把真理看作为理所当然的。然而，福柯通过哲学史的研究表明，知识、真理与感官愉悦（如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与本能、冲动、欲望、恐惧、占有意志的运作（如在尼采的《快乐的知识》中），以及其他因素联系在一起。他进而指出，“利益从根本上来说被放在了它的充当简单工具的知识之前；脱离了愉悦和幸运的知识与斗争、仇恨、恶意联系在一起（在与斗争、仇恨、恶意的对抗中，知识是通过作为它们的补充而抛弃它们的）；它与真理的原初联系被解除了，因为真理在这种联系中只不过是一个结果，而且是一种指定了真与假的对立的伪造的结果”[25]。进而言之，求知意志还受到各种制度的支持，并为各种层次的社会实践（比如教育实践）所强化。人们总是声称自己拥有真理，总是把自己的话语建立在所谓真实话语的标准之上，并把其他话语作为虚假话语排斥出去。求知意志因此“倾向于对其他话语形式实施一种压制，充当控制权”[26]。显然，理性和科学的所谓进步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排斥系统。正因如此，我们应该对求知意志的客观性提出质疑，并因此看到它以真理之名所行的排斥异己之实。
由于只看到求知意志或求真意志的排斥功能，福柯最初的立场是把现代性等同于唯一合理性对非理性的主宰和压制。作为对抗，他要求把非理性的东西从它的压制下解放出来，甚至确立非理性本身的中心地位。作为一种批判策略，法律模式无疑是失败的，因为它仍然囿于现代性的主宰和对抗二元对立之中，因此它明显地中了理性主义关于合法性的圈套。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失于空泛，没有针对各种形式的权力关系进行具体分析。福柯后来认识到了这一点，转而关注具体分析，并因此放弃了法律模式：“为了具体地分析权力关系，我们必须放弃统治权的法律模式。”[27]他自称探讨的是关于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它指向的是权力关系，而不是实在的权力，大写的权力，即统治性的、把其合法性强加于整个社会机体之上的绝对的政治权力。当然，福柯也没有把权力与政治完全脱离开来，按他的说法，权力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有不同的形式，它们可以在家庭关系内、在社会结构内或者在行政机关内运作，也可以存在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28]权力关系的研究可以指向各种具体领域，并不一定特别地指向某一种形式。也就是说，权力散布在各种不确定的领域，不能对它加以普遍的理论思考，而只能采取局部分析的策略。我们只能探讨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例如，对性、儿童、妇女、犯罪、疯癫等具体领域的权力关系进行考古学和谱系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