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许多著作都关注他者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命运，都旨在剖析理性针对非理性的控制策略。这些著作大多以文艺复兴时期为起点，以17、18世纪为过渡，以19世纪以来为指向。19世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它被福柯视为现代性的真正发端时期，“从古典主义到现代性（用词本身并不重要，我们可以说从我们的前历史到与我们同时代的历史）的门槛被确定性地跨越了”[19]。福柯之所以把现代性的起点确定为19世纪，根本原因在于，至今仍然对“我们”产生着影响的人的诞生、人文科学的诞生和现代权力机制的奠基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也就是说，他把现代性与人的诞生（生命、劳动、说话等有限经验与正常主体的诞生，疾病、疯癫、犯罪等反常经验与病人、疯子、罪犯等反常主体的诞生），现代知识尤其是人文科学知识（生物学、经济学、语文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犯罪学、临床医学等）的诞生，现代权力机构（疯人院、医院、现代化大工厂、监狱等）的诞生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的确别出心裁。
我们通常把笛卡尔以来的哲学思考都归属于现代哲学范畴，这其实承认了这几个世纪之间的连续性。然而，在福柯那里，古典主义被归属于“我们的前历史”，19世纪被看作是“与我们同时代的历史”。这就导致了某种“认识论断裂”。这其实表明，他是相对于我们的当下处境而言现代性的。在他那里，19世纪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的时代状况依然带有该世纪对待他者的策略的印迹。显然，福柯的工作尤其关注与当代西方人的命运有关的理性主义传统，这是一种现代性反思姿态。当然，这种倾向完全可以与通常关于现代性的看法协调起来。我们可以把福柯所说的“从古典主义到现代性”的进程看作是“从早期现代性到后期现代性”的进程。19世纪是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主要通过科学思维、技术控制和政治组织三种宏大的合理性形式全面推进，与此同时，它开始具有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也就是说，在推进理性进程的同时，理性进程本身获得了一种或者前瞻性的或者回顾性的思考。
福柯的工作因此与两种重要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一是自笛卡尔以来的启蒙运动的理性设计；二是从康德直至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前者意味着求知意志或求真意志把理性确定为真假的标准，后者体现为人们对理性的批判意识。现代性是一个分化的历史进程，其间既包含着理性的扩张，也包含了理性的自我反思。古典理性主义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无疑是扩大理性的权力，也就是确立理性的绝对主宰地位、合法地位。但从19世纪开始，哲学开始对理性的极度权力提出疑问，并要求人们对此保持警惕。理性在古希腊时代曾经获得完美表达，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却沦落为非理性（主要是信仰）的他者。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理性开始摆脱这种从属性的他者地位。理性向来以批判性著称，要求一切都必须接受自己的法庭的裁决。这样的要求一直延续至今：最初是对强势的挑战，后来则演变成对弱势的压制。或者说，最初的批判是为了摆脱自己作为他者的地位，后来则通过批判而将非理性的东西确立为他者。不过，在理性的高歌猛进中，许多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已经开始进行反思，并因此使理性同时将他向批判和自我批判结合在自身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