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存在与时间密切相关。然而，列维纳斯要求赋予时间以新的含义，并由此突破存在，或者说以便“别于存在”。他把时间引向伦理学而不是存在论，引向他人而不是自我。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都没有直接探讨时间性与他性的关系问题，因为在他们那里，时间性始终与自我的孤独联系在一起。在胡塞尔那里，这表现为作为孤独单子的认识主体的唯我论，在海德格尔和萨特那里则表现为实存论上的孤独自我的唯我论。列维纳斯通过赋予时间性以新的含义，强调了他人的绝对他性地位，并因此确立了自我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在《从实存到实存者》和《时间与他者》中，他主要针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的时间概念做出了批评性评论，认为这种意义的时间性意味着此在的排他的自我孤独。我们知道，《存在与时间》的核心概念是“存在”和“时间”，而《时间与他者》则换成了“他者”和“时间”两个概念，十分有针对性地用“他者”取代了“存在”，也因此为理解时间概念提供了新的视域。
海德格尔以此在为出发点探讨存在问题，强调的是实存性，并且把时间与实存联系起来。按列维纳斯的理解，存在即“有”（Esgibt，Ilya）。“有”与“畏”等实存体验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实存体验都在时间维度中展开。“畏”是其中最根本的实存体验，因为它与未来的时间维度联系在一起。在《从实存到实存者》中，列维纳斯主要从失眠的经验出发批评实存论主张。在失眠的情形中，“我”无法摆脱惊醒状态，这是由于某种无人称的“有”使然，它独立于“我”的主动性。所以不是“我”惊醒了，而是“这”或“它”惊醒了。存在在“晃动”、在“低语”，它造成了紧张、恐惧和慌乱。这意味着，为了实存，“我”始终处于惊醒、警惕的状态中，泛而言之，“它”处于这一状态中。疲劳、懒惰、勤奋都是动词意义上的存在的样式。列维纳斯从这些现象中看到了“我”在存在面前的恐惧，无能为力的退却和逃避。这在表面上是对一种无人称的“有”的描述，实际上表明的则是人们为了实存而烦忙、烦神，“对于我来说，实存的纠缠是海德格尔式的著名的‘烦’所采取的形式”[109]。
按照海德格尔的意思，“烦”（“操心”或“劳心”）就是此在处于“无”的边缘的活动本身，列维纳斯却认为这是此在“对自己的烦”，是由于“存在的孤独”和“太自身充实”造成的，它肯定的是“对它自己的完全拥有”[110]。在作为时间结构之整体的烦中，首要的环节是将来。将来构成实存性的首要意义，而这种将来指向意味着回归此在自身，“源始而本真的将来是来到自身”，这等于说“此在为它自己之故而实存”[111]。尽管我们的在世存在往往是共同此在，我们与物打交道的烦忙（操劳）始终伴随着与人打交道的烦神（操持），但是本真的存在关系不是与他人的关系，而是与死亡的关系。所以，从列维纳斯的角度来理解，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共在”之“共”不应该是用来描述与他者的原初关系的介词。[112]在海德格尔那里，我们可以分享我们之拥有，但不能分享我们之所是。于是，在先行向死而存在中，与他人关系中的所有的非本真关系都被抛弃，因为人们独自去死。海德格尔这样写道：“对从实存论上所筹划的本真的面向死亡而存在的标画，可以概括为，先行向此在揭露出丧失在常人自己中的情况，并把此在带到主要不依靠烦忙、烦神而是作为此在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之前，而这个自己却处在热情的、解脱了常人的幻想的、实际的、确知它自己而又畏着的面向死亡的自由之中。”[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