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纳斯批判现象学认识论和存在论立场，但没有完全抛弃意向性分析。原因在于，按照他的说法，现象学方法本来就与整体性倾向相背离，所谓“意向性分析是对具体的研究”[98]。有学者表示，意向性概念的意义在列维纳斯那里有多种表述，而他在《整体与无限：论外在性》中所做的这一界定是最好的界定。[99]问题有两个方面：从一个角度看，意向性分析是一种理论性的倾向，它在意向性结构中考虑主体—客体关系，因此不会真正注意到来自外在性或超越性的灵感；但是，从另一角度看，“为客观性理想所引导的理论思考并不会耗尽这种灵感”[100]。也就是说，意向性概念仍然为认识之外的关系，尤其是伦理关系留有空间。列维纳斯这样写道：“如果说伦理关系应该诉诸超越这一用词，这是因为伦理的实质处于其超越的意向中，而并非所有超越的意向都不具有意向活动—意向活动对象的结构。伦理已经由于它自身之故而成为一个透镜，它不满足于为垄断超越的思维理论上的发挥做准备。从形而上学的超越（与绝对他者或真理的关系在此得以确立，于是伦理成为一条康庄之路）出发，理论与实践的传统对立被取消了。”[101]我们应当取消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把它们作为形而上学超越的样式来看待，并且使它们彼此交融。真正说来，列维纳斯在意向性问题上的新思路使意向性概念重新获得了生机。
在现象学—实存主义运动中，时间性问题也始终是一个中心课题，“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被表达为时间性”[102]。主要现象学家的时间概念大体上是一致的。首先，时间与人的内在体验或实存活动密切关联。在胡塞尔那里，时间性“是在一个体验流内（一个纯粹自我内）的一切体验的统一化形式”[103]；在萨特那里，“时间性并不是一种包含一切存在的，尤其诸种人的实在的普遍性时间，时间性也不是从外部强加于存在的一种发展规律”，它“不是存在”，而是“构成其自身虚无化的存在的内部结构，即为己的存在所固有的存在方式”[104]。其次，现象学时间意味着自我的内在体验或者人的实存的每一环节都包含时间三维的统一。海德格尔认为“烦的结构的源始统一在于时间性”，而“时间性使实存性、实际性与沉沦能够统一，并以这种源始的方式组建烦之结构的整体性”[105]。萨特则表示，“时间性明显的是一个有组织的结构”，即“过去”“现在”“将来”这三个“时间要素”应当被看作是“一个原始综合的有结构的诸环节”[106]。最后，在承认三维整体结构的同时，不同的哲学家承认了不同的优先维度，胡塞尔强调的是现在，“过去时间和将来时间只是现在的样式”[107]；萨特强调的也是现在，而海德格尔关注的则是将来。萨特的下面说法表明了他和海德格尔的不同看法：“现在、过去和将来同时把为己的存在分散于三维之中，仅就其自我虚无化而言，为己就是时间性的。这三维中的任何一维对于其他维都没有存在论的优先性，若没有二维，单独一维便不能存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强调一下现在的绽出状态——这不同于海德格尔强调未来的绽出状态。”[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