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纳斯一方面赞同萨特和梅洛-庞蒂要求超越认识论立场的主张，另一方面则认为，他们的所谓存在论立场并未完全摆脱这一倾向。他这样表示：“我要问人们能否谈论朝向他人的注视，因为注视是认识，是知觉……与面孔的关系或许可能为知觉所主宰，但那特别的面孔，是那不能还原到知觉的面孔。”[82]这就把萨特的“注视”概念和梅洛-庞蒂的“知觉”概念纳入了认识论之列。按照这种理解，意向性在他们那里最终意味着回到内在，而不是真正向外开放，不是指向超越。换言之，萨特并没有真正坚持把意向性与超越性联系在一起，而全部存在论的困境恰恰就在这里。列维纳斯表示，他的《时间与他者》“不是把时间集中在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论视域，而是集中在存在之外，集中为与他者之‘思’的关系”，这乃是“与全然他者、与超越者、与无限的关系”[83]。这里的“全然他者”“超越者”和“无限”带有宗教含义，意味着“我”与他人的关系超乎认知意向性之外，“关系或宗教不能被结构化为知识，即意向性”[84]。认知意向性意味着让意向对象被同化，被纳入意向活动的支配范围，而“我”与他者的真实关系必须考虑到他人的不受支配的、不可能被同化的绝对他性。
列维纳斯本人的学说，既不需要证明他人如何呈现，也不用证明他人是否存在，他只是坚定地为他人的他性做辩护。这导致了他对意向性的一种新的理解。他这样说明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整个意识都是对这一意识本身的意识，同时而且尤其是对某种不同于它的东西、对它的意向性相关项、对被它思考的东西的意识”，它表明了“思想对于被思考者的开放”[85]。把意向性理解为开放性，导向了列维纳斯本人的意向性学说：严格地以超越性取代内在性。事实上，他本人由胡塞尔理论出发同时又是对它的超越。他自己这样说道：“存在着一种胡塞尔式的可能性，它发展到超越胡塞尔本人关于伦理问题、关于与他人的仍然属于表象性的关系问题的看法，即使人们应该在此以发现意向性的断裂来结束，与他人的关系或许还可以作为不可消除的意向性来加以研究。”[86]这表明，他要超越认知意向性姿态，不再把与他人的关系看作是认识中的表象关系。胡塞尔意义上的“意向性”或者说“对……的意识”，诉诸“与对象、与被设定者、与主题的关系”，而列维纳斯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关系并不把一个主体与一个客体关联起来”，这是因为，它指向的是“社会关系”[87]。
由此看来，列维纳斯保留了意向性概念，但赋予它完全不同的含义：“我们为在其间既有有限又有无限的观念，在其间既产生了与他者的根本分离，同时又有与他者相关联的形而上学思考保留了意向性、‘对……的意识’这一用词。它是对言语的注意或者是对好客的面孔的欢迎而不是论题化。”[88]认知意向性显然被伦理意向性取代了。“我”与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友好”关系，但这并不因此就是一种亲密无间的内在关系。他人始终是一个他者，他始终都保留着他自己的他性、差异性，他不会与“我”认同，不会被包容在“我”自身之内。在列维纳斯看来，与他人保持一种认知意向性关系始终意味着唯我论，因为“认识是通过扣押、捕捉、在扣押之前抓牢的观看而压制他人”[89]。认知指向同一而不是差异，认知意向性关系则是与人们要同化和合并的东西之间、与人们要悬置其差异性或他性的东西之间、与使之变成内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一切都以我思为尺度，大有“万物皆备于我”的意思。认识总是被解释为同化，最大胆、最遥远、最充满想象力的认识也不会使我们与真实的他者沟通，我们始终停留在我思的孤独中，没有也无法考虑到他人的他性、外在性。认识就像一束光，凡是被它照亮了的事物，都在其光晕之下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