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德里达主要读解的是柏拉图、卢梭、黑格尔、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主流哲学家，但揭示的却是他们思想中的非主流的东西，或者说他要以他们思想中的非主流方面来瓦解其主导倾向。与此同时，他真正感兴趣的则是列维纳斯、巴塔耶（Bataille）等与主流哲学拉开距离的哲学家，尤其非常关注那些与哲学有某些牵连的诗人和文学家，比如蓬热（Ponge）、索莱尔（Sollers）、布朗肖、阿尔托（Artaud）、马拉美等。对非主流倾向的这种关注导致他本人及他的读者也处于非主流状态。他虽然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高等社会科学院的哲学机构的哲学教师，却有着非常强烈的边缘化感受：“我得说我越来越感觉到我处在法国的边缘。也就是说我的作品的最热情、最富建设性的读者在法国之外。”[69]在一个非常包容外来文化和异质因素的国度中，具有绝对世界性影响的德里达却处于边缘化地位，甚至没有能够在本土成为教授，这从侧面证明了他性与他者问题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在哲学与非哲学之间并不存在一种静态的、明晰的界限”[70]，解构因此并不导致一种“反哲学的姿态”，它试图发现“一种非位置或非哲学位置”，让哲学可以借此原初地自我反思，并发现自己的他者。[71]这其实是某种暧昧不明的姿态，它不主张回归哲学，但又无法摆脱哲学话语。
在德里达眼里，哲学无疑是某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形态，但思想还有其他形态。正因为如此，他需要考虑哲学与非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里涉及两个主要问题：一方面，哲学是西方的，但在西方内部出现了对于哲学的越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呢？另一方面，既然哲学是西方的，那么西方的哲学思维与非西方的非哲学思维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就前者而言，德里达始终在探讨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在探讨西方文化的内部张力。在理性主义传统中，哲学是至上的，文学艺术服从于哲学，而在他及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那里，学科界限的消失导致的是哲学与文学艺术的平等或哲学的至尊地位的丧失。更有甚者，与从前对文学艺术采取哲学的阅读相反，现在我们更应该对哲学进行类似于文学艺术的阅读。按照他的意见，解构旨在消除哲学与文学两者的界限，而“解构本身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72]。当然，德里达并不特别关心那种大写的文学，因为它不过是哲学的表现形式之一，始终受制于哲学的逻辑思维方式，尽管其中也包含许多异质的东西。他感兴趣的是那种在逻辑思维的边界上活动并因此使这一边界发生动摇的文学，如布朗肖、巴塔耶、贝克特等人的文学。[73]就后者而言，德里达从一开始就在借鉴非西方的东西。比如，尽管他表示自己永远无法熟悉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但还是经常参照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他说过这样的话：“从一开始，我对中国的参照（至少是想象的或幻觉式的参照），就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我所参照的不必然是今日中国，但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相关。”[74]他在另一处则说：“从我的研究第一步和我最初的著作开始，中国文化和思想的问题就以根本的方式同文字和书写问题紧密相关，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对哲学思想和与之相关的一切的未来及我称为‘解构’的工作都是不可回避的。”[75]更为重要的是，他始终密切关注哲学文化中的外来因素，比如，他对古代埃及文化、犹太基督教文化的接受。当然，这种“内部关系”和“内外关系”并不那么界限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