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83年9月至1987年6月在四川大学哲学系读本科，获得我的第一个学位。我随后于1987年9月进入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989年9月转为直接攻博。我在南京大学求学到1990年12月底为止，前后共计3年半时间，没有能够获得任何学位。我不知道应该还是不应该用“肄业”来指我的这段求学经历。我于1991年1月因导师夏基松教授工作调动转入杭州大学哲学系继续攻读博士，于1992年6月在杭州大学获得我的最后学位。其实，听说导师要调动后，我立即着手准备博士论文，做好在南京大学提前毕业的准备。由于我硕士期间已经在资料搜集和阅读方面有了充分的积累，所以到1990年年底，我已经完成了关于克尔凯郭尔精神哲学的博士论文，但未能说服管理部门让我提前进行论文答辩。到杭州后，在等待答辩的同时，我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法国哲学。
我最初接触的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随后接触到福柯及结构—后结构主义范围内的其他法国哲学家。除了修订出版的博士论文《沉沦与拯救：克尔凯戈尔的精神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及从中抽出单独发表的《反讽与间接沟通——克尔凯戈尔对苏格拉底问题的消极解决》（《外国哲学》第14辑，1998）外，我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成果都属于法国结构—后结构主义范围。共计论文6篇，分别是：《解构批评的基本特征》（《哲学动态》，1994年第2期）、《解构的保守性》（《哲学研究》，1995年第6期）、《理性的分化和对策》（《哲学研究》，1996年第5期）、《解构批评的困境》（《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丧钟为谁而鸣：德里达与哲学终结论》（《哲学研究》，1997年第8期）、《解构的踪迹：法国后结构主义概论》（《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5期）。专著1部：《文本的世界——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此外，在台湾出版了《解构理论》（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德希达》（生智出版社，1996）、《傅柯》（生智出版社，1996）和《后结构主义》（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4本小书（真正意义上的小册子，每本篇幅在5万字左右）。
最近，我所在的浙江大学哲学系准备出版一套“哲学文存”，我拟把这4本小册子连同6篇论文汇编成一本书，以纪念我的“解构岁月”或“后现代浪子时期”。我1997年到法国鲁昂大学哲学系做访问学者，开始接触梅洛-庞蒂和列维纳斯，因而从结构—后结构主义转向了现象学—实存主义。在不断回溯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多地接触萨特、马塞尔、柏格森、比朗及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同时也在更一般的背景中思考福柯和德里达的思想。在访学期间，我开始思考用语言、身体、他者三个范畴从总体上把握当代法国哲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千禧年后，我在重点处理教育部课题《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的同时，申报并完成了国家青年课题《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从我接触法国哲学的顺序已经可以看出，拙著在研究对象上的选择是有“根”有“据”的，从另一方面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
在本书第一版的后记中我本来写有这样一段话：“当然啦，我尤其要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孙晓林老师，感谢她提议把本书列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并为之付出的辛勤劳动。”但孙女士把这句话删除了。我现在重提这句话，借修订本出版的机会，真诚地感谢她的辛勤工作和厚爱。尽管与她从未谋面，联系也很少，但心里一直非常感谢她的大力支持。我再次感谢第一版后记中提到的那些老师和朋友。我在这里还要感谢我的两位学生，一是王蒙蒙，二是董梦璠，他们通读本书第一版及我原先的打印稿，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议。我尤其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饶涛先生、祁传华先生及其他同人把拙著纳入“走进哲学”丛书出版，感谢他们的辛勤工作。
杨大春
2020年4月底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