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著作及其他形式的言论把福柯推向20世纪后半叶世界学术舞台的“中心”，而这恰恰是后现代语境中“边缘”占据“中心”位置的某种真实写照。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福柯常常站在非主流一边，他始终同情在现代性进程中处于边缘中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支持学生运动、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犯人要求改善监狱条件的运动、同性恋者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他在理论探讨中关心的则是诸如“疯子”“病人”“犯人”“性错乱者”之类“病态主体”或“反常主体”的命运。这些努力都是福柯对理性的他者——身体经验、非理性经验的关注的具体表现，更不用说他本人在**方面的极度体验了。这些实际参与和理论倾向不是出于一般的学术目标或普遍的政治理念，而是源自一种自身关怀。福柯晚期曾经自我总结说：他的写作主要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一种审美的实存。他似乎非常看重作为生活方式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尽管是理论性的，但明显融入了大量个人体验。作为一个“作家”，福柯以写作来改变自己。他表示自己一生都在勤奋工作，但他对自己做的事情、在大学里的地位并不感兴趣，因为他的问题是他自身的改变，通过自己的知识来达到自我改变和美感经验是相近的事情。也就是说，学术是为了改变实存，而实存则伴随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他尤其强调思想与实存经验的关系，“对于我来说，理智工作与您界定为审美主义的一种形式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我将此理解为对自身的改变”[118]。
福柯思想中的这种个体关怀倾向与他受到的影响有关。他多方找寻灵感，其作品中也因此有多重侧影交替出现。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他与现象学—实存主义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他后来否定现象学方法就低估这一思潮在潜意识中对他的意义。实际上，年轻的福柯曾经强烈地受到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尼采、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影响，而这一切明显与当时的以现象学—实存主义为中坚的人本主义思潮一统法国学术舞台有关。按他本人的回顾，他先大量阅读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作品，然后在1951年或1952年阅读了海德格尔的著作，关于后者的阅读笔记大大超过了关于前两者的。他因此声称他的整个哲学发展是源于阅读海德格尔。当然，福柯同时也表示，他并没有充分了解海德格尔，不是那么了解《存在与时间》及后来的作品，对尼采思想的了解胜过对海德格尔的了解。但无论如何，阅读两者是他已经形成的两种最基本的经验，他们两人让他产生了哲学上的“休克”。他特别强调，“如果不阅读海德格尔，我可能不会阅读尼采”，尽管他后来集中时间和精力阅读尼采，但“光是尼采不会对我说出任何东西来”[119]。这其实表明，通过融合海德格尔和尼采的思想，他对现象学做了实存论的理解，并因此抛弃了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或意识哲学倾向。这就解释了福柯反对现象学方法，但实际上又受到现象学思想的影响这一矛盾现象。福柯致力于揭示身体经验是如何受到遮蔽的，并力图指出去蔽的途径，他的思想因此与海德格尔、梅洛-庞蒂意义上的现象学有某些方面的相似性，他拒绝接受的只是有关纯粹意识的现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