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针对知识与道德的覆盖，福柯才响亮地喊出了“人死了”的口号。然而，我们要探讨的既不是福柯以“主体离心化”来确保结构的客观性和意义的确定性，也不是他以“作者死了”来为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提供辩护。我们要说的是，他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有一种“人本”情怀：依然关注个体实存，不受知识和道德覆盖的实存，他似乎要建立某种新的实存哲学的主张。这种新的实存哲学与他的主体离心化的方法论立场并不矛盾，因为他曾明确地指出，他并不打算重复“主体死了”的空洞口号，而是要关注主体死后留下的“空无”，事实上，“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只能在人消失后的空无中思考”[115]。针对他的著作中没有主体的说法，他表示：“应该进行区分。首先，我实际上认为不存在一种主宰性的、奠基性的主体，一种我们在哪儿都可以找到的普遍形式的主体。我非常怀疑这样一种主体观念，甚至对它充满敌意。我相反地认为，主体是通过种种被奴役的实践构成的，或者以一种更自主的方式，就像在古代那样，通过种种解放和自由的实践被构成的。”[116]他在另一个地方也表示：“我不想排斥主体问题，我想界定主体在话语的多样性中所能够占据的位置和功能。”[117]
福柯其实想要表明，应该让居于现代性核心地位的被动的、受支配的主体从中心偏离，因为这种意义上的主体概念弱化了个体实存，以普遍性压制了个体性。唯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别一种我们”恢复其地位。不存在所谓我思或者先验的自我，主体实际上是现代性进程中的构成物。知识主体、权力主体是通过掩饰个体的身体经验才得以诞生的，而超越现代性或许可以实现向关注原始身体经验的个体，即自身关怀的伦理主体的回归。真正说来，福柯要揭示人在现代性进程中作为“大我”（理性主体、知识主体、道德主体、司法主体）的工具性地位，确立自身关怀（身体经验、审美经验、伦理关怀）的“小我”的审美实存形象。福柯的主要作品都是在揭示主体的真相，并为我们指出通向个体实存之路。在《古典时期的疯癫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中，福柯揭示和分析了身体经验是如何受到求知意志（及其伴随的道德意愿）的排斥和遮蔽的；在《知识考古学》和《话语的秩序》中，描述和总结了语言对主体中心地位的消解；在《监视与惩罚》中，探讨和揭示了现代社会是如何通过种种精致的规训技巧将暴烈的身体经验转化为有用而顺从的工具的；《性史》的最初意图同于《监视与惩罚》，但后来转向揭示所谓自身技术的历史，力图为人们提供一种回归原初身体经验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