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福柯本人多次对自己的结构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者的身份提出异议，他无论如何与法国现象学—实存主义传统的辩证思维格格不入，并因此至少是结构—后结构主义者们的同路人或同情者。我们前面谈到，辩证思维明显具有人本主义指向，而福柯具有反人本主义倾向。福柯表示，人类学作为对人的分析在现代思想中扮演着一种构造角色，而考古学则是“人们力图通过它来摆脱最后的人类学束缚，回过头来又希望揭示这些束缚如何得以形成的一种事业”[110]。通过把探究的核心指向无意识层次，他为我们揭示了话语和知识构成的无意识机制，明显地扬弃了主体的优先地位。福柯把西方文化中主体中心论倾向的出现锁定在对他自身所处时代依然有着强烈影响的19世纪初，并提出了时代哲学的双重任务：既应该摆脱这种倾向，又应该揭示出这种倾向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在他看来，我们依然陷入自19世纪以来的人类学迷梦中，但也出现了一些从中挣脱出来的努力。他认为，作为非辩证思维的分析理性对辩证理性所维护的主体中心论提出了疑问。然而，这种非辩证思维还处于初始阶段，它还分散在非常不同的领域，还没有出现在某一优势领域中，还没有形成整体颠覆。现在的问题是，针对与19世纪有延续关系的辩证思维，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回到19世纪之前，相反，“应该努力发现这一非辩证思维的绝对当代的特定形式”[111]。
非辩证思维把问题的焦点放在知识上面，但它并不是像古典时代那样追求普遍秩序的知识，同时也不排斥非知，这就与19世纪以来的实存指向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按照福柯的看法，“19世纪的辩证理性尤其通过诉诸实存，即个体与社会，意识与历史，实践与生活，意义与无意义，生命与惰性关系问题而得以展开”[112]。20世纪现象学—实存主义的人本主义是这种实存指向的继续，当代非辩证思维也因此旨在突破这种指向。这当然是某种困难的任务，因为“谈论知识及其同型现象远没有谈论实存及其命运那么诱人，谈论知识与非知识之间的关系远没有谈论人在总体澄明中向自身回归那么安慰人”，但不论如何，“哲学的角色并不必然是要让人的实存变得容易，并向他们承诺某种诸如幸福之类的东西”[113]。从表面上看，知识与实存是对立的两极，主体则与实存联系在一起。然而，非辩证思维恰恰可以导致一种相反的结论。按照福柯的说法，人或主体具有既是认识对象又是认识主体的含混地位。这意味着，所谓主体首先不是在与实存的关系中，而是在与知识的关系中获得界定的。也就是说，19世纪人本主义从实存出发，最终却以揭示人的真相为目标，并因此导致知识主体的结果。各种当代人本主义是19世纪人本主义的继续，是它的各种弱化的形式，也因此继续维持着这种求知的努力。他这样说道：“并不是因为人们对人的道德关怀促使他们有了科学地认识他的观念，相反，是因为人们把人的存在建构为可能的知识对象，才发展出了当代人本主义全部的道德主题。”[114]人本主义的所谓人其实是知识主体，进而演变为受道德原则支配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