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梅洛-庞蒂和利科等现象学家已经明确放弃了对先验意识或先验主体性的追求。而结构—后结构主义者们则进一步强化了对先验意识主体的扬弃，更为彻底地抛弃了笛卡尔主义的扬“心”抑“身”的二元论姿态。这种情形理应导致一种身体哲学，或者理应强化现象学家们已经开启的对身体问题的关注。事实上，反人本主义哲学试图抛弃身体现象学中还残余的纯粹意识成分，并因此恢复生理的、欲望的甚至物质性的身体的地位。海涅在19世纪初说过这样的话，“的确，身体有时候似乎比精神看问题更深刻，人们用脊梁和肚皮思考往往比用脑袋思考更加正确”[26]。这句话用在结构主义者，尤其是后结构主义者那里是非常合适的。在自柏拉图以降的理性主义传统中，欲望是一个观念论的概念，对应于某种欠缺。这样一种看法一直延续到弗洛伊德及萨特等人那里，甚至在结构—后结构主义者拉康那里也没有真正克服这种姿态。从总体上看，由于深受尼采的影响，法国结构—后结构主义传统放弃了这种意义上的欲望概念，它强调欲望的“生产性”，就像权力意志是生产性的一样。[27]由此出现的是一种“唯物论”欲望观，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欲望的张扬，人的生命力的满溢。一种所谓“享乐的唯物论”暗中诞生了，酒神狄奥尼索斯取代日神阿波罗成为文化世界的君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Eagleton）在解释尼采时说：“在历史唯物论和弗·尼采的思想之间，我们不难找到某种大体的类似。无论尼采如何忽视了劳动者的作用及其社会关系，他仍是一个气质独特而又充满热情的唯物论者。如果对于尼采而言，人体本身并不仅仅是权力意志的暂时表现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这样说，人体对尼采意味着所有文化的根基。”[28]法国结构—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极力推崇尼采，显然不可能不注意到他在身体问题上的“唯物论倾向”。
真正说来，在结构主义阶段，身体问题并不那么突出，但它不言自明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民族的研究并不首先源于理性思考，而出于某种感性的领悟。他与梅洛-庞蒂的后期研究有不少交叉处，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两人并行承担了法兰西学院的“自然与逻各斯：人的身体”的讲座。列维-斯特劳斯与音乐和绘画很有“缘分”，这与他关注身体有关。他的“野性思维”借助“形象的世界”，而偏离“开化的思维”[29]，他其实借助的是一种艺术性思维。根据传记资料的描述，列维-斯特劳斯“在音乐中工作”，同时以描摹**的画家的心理为例来说明自己的思考与音乐的关系。美丽的身体导致“性兴奋”，这使得“感觉更加敏锐”，并因此使得画家能够更好地作画；人类学思考也不是冷静地沉思，它同样需要感官刺激，“人类学的研究是不单单对敏锐的知觉还对感官也具有某种刺激的工作，就如同**作用于画家的效果一样”[30]。正因为如此，“列维-斯特劳斯对用色彩、形状、声音等素材创作出提供感官享受的作品的画家和音乐家并不陌生”[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