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们看来，辩证理性这种文化形式明显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在福柯眼里，萨特或许有点像唐·吉诃德，他尽其努力把当代文化整合到辩证法中，然而却在许多领域都徒劳无功。因此，他充满嘲讽又略有同情地表示：“《辩证理性批判》是一个19世纪的人为思考20世纪而做出的充满魅力的、哀婉动人的努力。”[13]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形成过程中的非辩证文化对辩证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冲击。这一“新文化”始于尼采，因为他已经表明“神之死不是人的出现而是人的消失”，神和人“既是孪生兄弟又互为父子，神死了，人不能够不消失”[14]。按照他的看法，这一新文化也出现在海德格尔那里，出现在罗素那里，出现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出现在语言学家那里，出现在像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社会学家那里。非辩证思维关注的是知识，而不是人的实存：“必须拷问一方面是不同知识（savoir）领域之间，另一方面是知识与非知（non-savoir）之间的关系。”[15]这些关系更多地体现为文本间的关系或话语关系，而不是通过主体维系的关系。主体让位于话语或知识，这就与辩证思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明显抛弃了人本主义，否定了主体的中心地位。福柯还以文学为例来表明这一点。在他看来，尼采的同辈马拉美（Marllarmé）的经验，罗伯-格里耶（Robee-Grillet）、博尔赫斯（Borges）、布朗肖（Blancot）的作品都证明了语言是如何排挤人的，即证明了“语言特有的、自主的运作如何准确定位在了人刚刚消失的地方”[16]。
在真正的哲学变革之前，语言学和人类学已经率先开启了主体离心化，这其实主要表现为列维-斯特劳斯在索绪尔和雅各布逊的语言学方法引导下进行的非人本主义的人类学研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萨特所强调的意识主体的创造活动无助于解释人类的文化现象，原始的社会文化现象尤其如此。他引用巴尔扎克的这段话是饱含深意的：“世上只有野蛮人、农夫和外乡人才会彻底地把自己的事情考虑周详；而且，当他们的思维接触到事实领域时，他们就看到了完整的事物。”[17]在萨特的以虚无意识为起点的哲学中，人乃是一个以抽象思维、纯粹思维为特征的主体，而列维-斯特劳斯要诉诸的“野蛮人”则以具体思维、形象思维见长。“野蛮人”掌握的是某种艺术性的思维，他维护的是“审美感”的核心地位，信赖的是“感觉的逻辑”，而这种思维方式同样符合秩序的要求。“野蛮人”的思维“借助形象的世界深化了自己的知识”，它“建立起了各种与世界相像的心智系统，从而推进了对世界的理解”[18]。现代人的科学思维不过是其延伸，它“根据审美感已经猜测到的一些联系，丰富和说明了审美感”[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