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离心化思潮直接把矛头指向萨特，但同时也是对笛卡尔以来，尤其是对黑格尔以来的西方文化的总清算。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前言中表示，在“反复阅读了”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后，他“感到有必要”把他和萨特“在有关人类学的哲学基础方面的分歧论述一下”[7]。他强调了他本人的“分析理性”与萨特的“辩证理性”之间的对立，强调了主体离心化和主体中心论的对立。福柯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似乎更注重清理辩证理性的谱系。在他看来，在罗素、列维-斯特劳斯和语言学家那里出现的当代分析理性与人本主义不相融，但当代辩证理性却仍然呼唤人本主义。他批评萨特对19世纪的辩证理性思维的强烈维护，认为这导致的是某种更为强化的人本主义。他表示，“总体上说，人本主义、人类学和辩证思维有共同的计划”，原因在于，辩证思维是“一种历史哲学”，是“一种关于人类实践的哲学”，是“一种关于异化和复归的哲学”，它“没有脱离人本主义道德”[8]。他进而断言，“当代人本主义的最大责任人显然是黑格尔和马克思”[9]。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指出，“在17世纪末和20世纪之间，我看有三个时代可以称为著名的时代：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以及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10]。正是基于这样的总体立场，他试图维护和延续自黑格尔以来的辩证文化，尤其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努力。与此同时，他明确地否定辩证法的教条化倾向，肯定其人本主义倾向。他把黑格尔哲学实存主义化，进而人本主义化，这在他对《精神现象学》的关注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他同时认为，马克思并没有用所谓唯物辩证法取代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他写道：“众所周知，辩证法的概念在历史上是沿着十分不同的道路出现的，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根据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来解释和界定它。只是到了后来，出于一种统一的希望，才尝试在自然的历史中去发现人类历史的运动。”[11]这样看来，萨特只承认“人学辩证法”，而不承认“自然辩证法”，他甚至声称，“自然是辩证的”这条绝对原理根本不可检验。他力主恢复被各种修正的马克思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人及其实存，认为“马克思主义如不把作为自己的基础的人重新纳入自己之中，就将变成一种非人类学的人类学”[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