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德里达的文本解构，巴尔特的符号分解，还是福柯的陈述分析，指向的都是文本，而不再囿于传统意义上的“学科”或“主观单位”。这种文本指向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把话语推回到起源的遥远在场；应该在其正进行的游戏中对待它”[44]。这就突破了主体对意义的支配，突破了书本或作品的封闭，并因此导致了德里达所说的意义的“播撒”，导致了无边的能指游戏。德里达表示，书本文明与逻各斯中心论的形而上学史联系在一起，这一历史“现在正接近于它的失去活力的时刻”，这意味着宣告“书本文明的死亡”[45]，也因此宣告了主体的“死亡”。书本文明受到逻各斯中心论的主宰，而逻各斯中心论实际上与主体形而上学纠缠不清。在中世纪神学中，绝对的逻各斯表现为“无限的创造主体”，也即“神”[46]；在17世纪的“大理性主义”中，逻各斯中心论则以主体形而上学或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形式呈现，它“把绝对在场规定为面向自我在场，规定为主体性”[47]。既然书本终结了，逻各斯中心论也不再有其依托，而主体也就随之解体。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死亡”或“终结”不过是某种比喻。德里达其实不愿意谈论死亡：“我说的是限度而不是死亡，因为我完全不相信如今人们轻易地称为的哲学的死亡，还有简单地说的诸如书本、人或神的死亡之类。”[48]在他的文本解读中，“终结”或“死亡”表明的不过是被断言的对象从实体化向功能化方向的转换，不管是历史、书本还是主体、作者，莫不如此。
主体离心化只能在书本文明的终结中获得其表达，而其最明确的表述就是“作者死了”。写作活动表明，我们不可能是意识主体而只能是无意识主体。作者并没有占据中心位置，他不过是一个写者（writer），一个写字者（scriptor）。写者或写字者不再在内心中拥有**、幽默、情感、形象，不再相信他的手和笔跟得上他的思想和情感。相反，他在心中珍藏的是一本“字典”，他无意识地、情不自禁地让自己完全成为符号的功能，成为文字讲述自己的故事的载体。于是，一切都“指向文本的运作”[49]，指向字词的游戏。文本不是出于作者的独创，而是“引文编织物”[50]；所谓“作”者也因此不过是“编”者。与此同时，他无法真正驾驭他笔下的那些人物，他们都有自己的声音。在这种意义上，作者并不拥有唯一发言权，因为文本是多音齐鸣的。备受法国结构—后结构主义者们关注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巴赫金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时说，“众多独立而互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纷呈，由许多各有充分价值的声音（声部）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51]。而“复调”成了后现代文本的“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