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所做的六个“沉思”，成为作者“我”代表“我们”（西方人，甚至人类）进行的精神之旅，是关于“我思”的宏大叙事，“我”与“我们”在其间不断地相互替代。根据梅洛-庞蒂的解读，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jepense，jesuis）的真正表述是“我们思，故我们在”或“人们思，故人们在”（onpense，onest）。[7]利科也表示，在笛卡尔那里，那个进行怀疑的“谁”不需要任何“他人”，这是因为，由于丧失了立足点，这个“谁”摆脱了对话中的那些对话情景。[8]笛卡尔确实没有注意到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从来没有论题性地论及他人问题。在他的思想中，根本没有必要区分出“我”与“他”，处于支配性地位的“我”或“我们”已经把“他”囊括在内。在“我”与“我们”不加区分的意识成长历程中，与异质性的身体或物体无涉的纯粹意识既是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它在自身的封闭圈内完成其精神之旅。这使我们想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它叙述的是“意识发展史”，而这里的“发展”概念浓缩了恩格斯所说的“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表明了个体意识的成长阶段与人类意识的历史发展的一致。[9]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与自我认识是一致的，最终达到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其中也包括个体意识与类意识的同一。这种意识发展意味着精神的纯粹化或成熟，它最终将克服苦恼意识或者自我意识的分裂，回到“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的状态。[10]
我们的理智、意识或思维在睡着时、在睡梦中、在产生幻觉时可能会出问题，但从根本上来说，决定人之为人的“自然之光”不会改变性质。唯一的“他”或者“他们”或许是疯子，因为疯癫经验不仅与纯粹意识有别，甚至与梦想和幻觉也有根本的不同。在理性的秩序中，梦想、幻觉和感性经验一样，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容忍，因为虽说它们会掩饰真理，但也可能是认识真理的机缘。但是，疯癫与真理完全无涉，因此它受到了彻底的排斥，它不仅没有自己的声音，甚至被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谈到这个问题，我愿意接受福柯的相关分析，但对德里达的看法持保留态度。福柯告诉我们：“在怀疑的行进中，笛卡尔遇到了在睡梦和全部错误形式的边缘上的疯癫。”[11]按照他的读解，笛卡尔对待两者的态度是不同的：在怀疑的“经济学”中，存在着疯癫为一方面，睡梦和错误为另一方面的“一种根本不平衡”；即“相对于真理和寻求真理者”，它们的处境是“不同的”，梦和幻觉在“真理的结构”本身中将被克服，而疯癫却受到“怀疑的主体”的排斥；疯癫因为“不能思考而被排斥”，它“很快就不再存在”；也就是说，如同“感性经验”一样，睡梦和幻觉仅仅意味着“思维走了弯路”，它们可以被绕开，但疯癫却意味着不能思考，“因为我是一个思考的自我，所以我不能疯”[12]。总之，“梦幻与疯癫在笛卡尔的怀疑的展开中既没有相同的地位，也没有相同的作用”[13]。
